清末民初全国农会联合会与农业改良

1910年10月成立的全国农务联合会,是迄今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全国性农会团体.它是在清末民初农业生产日趋衰微、"兴农"呼声日益高涨的社会背景下,在各省农会相继创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宗旨为联络全国农业机关,调查全国农业状况,规划、劝导全国农业改良与进行.它所组织开展的活动主要表现为编制农事调查报告、向主管官署提请农业改良议案,以及举行全国农会联合会会议等.全国农务联合会为推动中国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由于该组织是一种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社会团体,并非农民阶级自身的组织,故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孙中山农会思想探析

孙中山早期即倡建农会以图改良农业。其在后期践行组建农会则旨在改造党务以推进革命进程,主要表现为:确定政纲并成立中央专门领导机构,举办农民讲习所以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批准颁布《农民协会章程》,派遣农运特派员扶助共产党发展农会组织等。孙中山的农会思想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近代化以及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等均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亦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不仅在前期所倡建的农会并未付诸实施,且在其后期的农会思想中亦呈现着明显的矛盾性,即:虽然对于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农民协会予以认可,但并不认同其较为激进的革命路线;虽然鼓励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但并没有放弃对地主绅士所把持的民团武装予以维护的方针;虽然对于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农民协会予以扶持,但并不认同其准政权的革命性质。     

从农会到工会：农民工“双向维权”的组织保障

进入2000年后,怎么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一直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沉重话题。虽然各级政府为此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自身的权益必须通过自己去维护才切实有效,那么从农会到工会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两头建会,属地管理,联合互动,双向维权。＂把权益的维护延续到了农民的领域,这不只有利于对农民工和农民权益的保护,而且对中国当代更好的解决＂四农＂（加上农民工）问题将必然是有效的。     

农会农协：三农问题的再思考

农会农协是世界近现农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与“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相适的一种有效的农民组织方式。从理论上讲，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插入农会，在农民与市场之间楔入农协，可以防止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必须从体制入手。如果把农会农协看作灵丹妙药，试图在现行体制之外寻找新方法，只能把解决“三农”问题引向歧途。     

近年来中国农民组织建设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农民组织建设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所日益关注的重大课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弱势地位,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创建、培育和发展能够代表和维护中国农民利益、促进中国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农民组织。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民组织建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评述。     

建立保护农民权益的社会团体——农会

我国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益缺失直接影响“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高度分散的农民需要得到组织的保护。目前基层政府、村委会和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方面都显得软弱无力。建立整合农民利益的集体组织——农会,既可维护农民权益、转变政府职能,还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当前在我国建立农会具有法律、经济和现实依据。     

台湾现代农业之经典

台湾山川秀丽、风光迷人、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它只有1290万亩的耕地,耕地稀少一直是台湾发展的软肋。但是,岛上400多万农民,却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属于自己那么小块土地的效用极大化。他们懂得品种改良,懂得合作运销,懂得弹性调整经营方式。到了今天,他们更会搞休闲农业、无污染有机栽培与养殖。创造了一个个现代农业的经典。     

和平乡：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和平乡位于台中县,地势海拔分布从400公尺至2500公尺,农作物生产因海拔差异,每月都有农产品生产出售,生产面积有4000余公顷,主要有甜柿、梨、水蜜桃、柑橘、苹果、蔬菜、茶叶等产品。     

农会与"二五减租"的政治困境——1934年浙江平阳县农会解散案解析

"二五减租"是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农村的要政,但由于政府推行不力及地主富绅的反对,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业佃矛盾也一直冲击着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秩序.在1930年前后全面重建的农会组织体系主要是服务于政府之农业建设与社会控制,就减租事务而言,农会可以为调解、缓和业佃关系提供制度救济,并且在实践中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但是,浙江平阳县农会解散案的例子说明,国民党及政府总体上对于农会"代表农民"推动减租始终抱有戒心,防备农会的过激行为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农会的组织主导权亦并非掌握在佃雇农手中,因此农会始终难以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代言者,只能限于减租宣传及纠纷调解方面,难以有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