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体系

近年来我国犯罪数量逐年递增,受司法能力和犯罪分子个人经济状况制约,每年有相当规模的刑事被害人难以从犯罪分子手中取得基本的赔偿。为了保护被害人权益,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内学者纷纷呼吁参照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本文通过对从国外引入的建立该制度的一系列相关学说的批判,并结合社会契约理论,提出了有限国家责任说以及"有限国家责任说与社会保险说—社会福利说"这一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应以此为理论依据,建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高动态光照渲染技术运用一例

结合实例,分析了高动态光照渲染技术的运用。     

刑事和解:通向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以刑事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是以追求个人正义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正义.它改变了传统刑法注重对被告人的刑事惩罚、忽视被告人意愿的理念,通过被告人悔改和被害人获得抚慰使纠纷得到解决,以最大限度地约束公权力膨胀,以去刑罚化为皈依,充分考虑和保护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制度层面规范刑事和解,是节约司法成本、实现刑法功能的重要途径.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科学界定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适用条件和范围、模式,对惩罚犯罪、最大限度保障被害人权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和解与和谐社会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世界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基于刑事和解在公正和效率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从创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底线与目标: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司法解释也作出了细化规定。然而,就非法取得的口供的排除而言,我国确立了以“痛苦规则”为核心要件的排除标准;就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排除而言,我国确立了包括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在内的三项排除条件,实质上大大限缩了其排除范围,并在一定程度消解了该规范。如此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并不能完全涵盖《禁止酷刑公约》所框定的排除范围,与美国和德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亦存在较大差距。     

人格刑法与并合主义理论研究

人格刑法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具有优势，但是在现有的技术背景下没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并合主义虽然在理论体系上没有人格刑法完美，但是却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我们应选择相对客观的并合主义。     

从邱兴华案审视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

2006年倍受关注的邱兴华杀人案自从进入了刑事司法程序之后，围绕着要不要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问题．在精神病专家、法学家、律师及普通民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度使得该案扑朔迷离。而最终未被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邱兴华于2006年12月28日被执行了死刑。在关注此案的进展中，看到了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从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现状出发，对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法无明文规定下的刑事司法行为模式探析

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刑事司法行为如何进行,是法律实践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从理论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法无明文规定情况下的刑事司法操作的行为模式、观念基础与价值取向,并对我国刑事司法相应的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嘉利来案仍在考验我国的司法和行政系统

从嘉利来案和其他很多的行政案件来看，从最初北京市工商局进行调查取证、处理，到最后原北京市外经贸委作出同意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的627号批复的过程中，市工商局和市外经委都存在不少程序方面的问题。比如从市工商局出具的对虚假出资认定的便函，到市外经贸委所作的627号批复，仅仅时隔一天，就匆忙做出承认变更股权占到60％的大股东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