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及对策

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文论述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成因与对策。     

浅议律师业务垄断权

律师的业务垄断权是律师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的规定有利于规范律师服务市场。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对律师权利的保护。反观我国有关法律所规定的律师业务垄断权,较发达国家适用范围要窄得多,法律服务市场被分割、法律服务环境混乱等现象十分严重。随着我国律师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展,进一步完善律师业务垄断权是我国迈向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老年刑事法制教育之殇 ——基于214份案例的研究

考察近七年司法实践中的数据,发现老年人犯罪和被害案件逐年递增,折射出老年刑事法制教育的缺位.老年刑事法制教育作为终身法制教育的最后一环,存在社会重视程度不够、教育方式和内容缺乏针对性、教育责任主体单一等问题.为预防老年人犯罪及被害,老年刑事法制教育应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发挥"新乡贤"在基层的引导和管理作用,辅之心理教育、政策教育等其他社会教育,最终构建以家庭为本位以及个人、社会、国家"四位一体"的法制教育责任模式.     

认罪认罚案件律师辩护功能受阻的负效应及纠正路径

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结果具有准终局性,这导致诉讼重心实际上前移。侦查环节封闭、检察官主导被追诉人认罪、审判场域对抗性降低,客观上使得律师辩护作用式微,这将增大被追诉人虚假认罪、轻罪重判以及辩护权被压缩等风险,这无疑妨害案件真相的发现。“发现真相”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有效发挥律师辩护功能是推进事实查明、破解系列问题的关键,应当从认罪认罚制度结构着手为刑事辩护清除障碍,即重塑侦查重心主义,确立强制辩护制度平衡检察官主导地位,强化审辩理性互动,尊重律师无罪辩护,发挥值班律师的制度价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目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纳入了我国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但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却持否定态度。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不同规定,给司法实践造成了矛盾与困惑,为了协调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也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最好的保护,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势在必行。     

专利权的侵犯和保护（一）

专利权也是一种财产权。专利权受到侵犯．也像一般财产权受到侵犯一样,专利权人可以诉诸法律要求制止侵权行为．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对侵犯专利权的当事人进行刑事制裁。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利,备国专利法中都明确规定了专利侵权的诉讼程序以及对侵犯专利权应负的民事和刑事责任。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乏力与重塑——以侮辱、诽谤罪为中心

当前网络暴力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问题,刑法在应对此类案件时显得左支右绌。本文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有：理论和实务界将网络暴力型侮辱罪、诽谤罪的保护法益理解为单一、个人、轻微法益,导致刑法的关注程度大幅降低;网络暴力主体范围难以确定,促使“法不责众”刑事思维的产生;自诉人举证困难、司法协助不足致使自诉程序适用不通畅等。尽管理论界提出了增设新罪、出台《反网络暴力法》、全面公诉化,以及将网络暴力行为拟制为伤害、杀人行为等规制网络暴力的方案,但是均未有效针对网络暴力刑法治理乏力产生的底层逻辑,没有对症下药。合理提振刑法规制网络暴力的士气,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应明确网络暴力型侮辱、诽谤罪的保护法益为复合法益;划定网络暴力刑事责任主体为首发者和积极参与者;增强司法协助,畅通网络暴力案件被害人自诉程序。     

网络平台犯罪的刑事合规实现

我国刑事合规在经历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后,越来越有展现向实体法充分拓展的需要。所谓将刑事合规拓展至实体法领域,实务中拓展至审判领域,具体来讲就是,要将刑事合规作为一种量刑情节或刑罚激励的措施加以施行。作为量刑的刑事合规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立足于刑事合规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最高检发布的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中已具有将刑事合规作为审判中从宽情节的雏形,从这个角度看刑事实体法对于刑事合规具有容纳空间。不仅如此,关于企业责任和网络平台的管理义务方面,刑法中也有教义学基础。但是,刑法凭何将一行为作为一种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呢？其中便涉及到刑事合规作为量刑之正当性的问题。以往对于量刑正当性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其正当性需要深入考察。刑事合规作为从宽情节的正当性在于,合规整改是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合意或对价,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有效整改后的刑罚减轻。在网络平台（以在线职业教育机构为例）刑事合规的场合下,预防犯罪应当旨在织密法网,将更多的风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修订便是风险刑法的理念映射,可通过刑事合规等措施扩大出罪以减少过度犯罪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刑事合规视阈下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

当前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为个人责任模式。在刑事合规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单位犯罪归责模式存在诸多实践困境,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不统一、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违反责任自负原则、单位犯罪的认定缺乏规范性标准。其原因是现行单位犯罪制度不适应以预防为主的政策导向、传统的单位犯罪归责原则未能摆脱替代责任或转嫁责任的桎梏、单位犯罪的归责路径为“自然人→单位”的逆向归责。对此,应当发挥刑事合规作为预防性刑事政策在单位归责中的出罪作用,从单位自身的组织性特征出发,坚持“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原则,并将单位犯罪归责路径转变为“单位→自然人”的正向归责路径。     

浅析我国刑事证据的缺陷

从世界的视角看,"可采性"正逐渐成为各国刑事证据法的核心理念,"确立有限度的程序性裁判机制"也逐渐成为各国刑事证据法的实现方式,"彰显程序正义价值和证据法规则独立性价值"正渐趋成为各国刑事证据法理论的研究取向。然而,我国刑事证据法的立法、实务及研究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亟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