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被害人学

被害人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无论是从理论层次上考察,还是在实践操作中,都面临着挑战。而作为被害人学之基础和核心部分的被害人,更是学界讨论的重点部分。现今,在该领域研究最多的是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和被害人赔偿等问题。然而,目前的研究思路多倾向于刑事诉讼法角度,涉及刑法思维的比较少。在作者看来,如果能在刑法中找到合适的点,融入被害人的权利以及相关内容,即是对被害人在实体法上的肯定与规范。此种研究路径扩展了被害人学的研究视野,而且也必将对被害人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政府俘获:一种值得警惕的腐败新形式——郭京毅案的研究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被证实的政府俘获的典型案件,郭京毅案对认识转轨期中国政府俘获问题的特点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郭京毅案件说明,现阶段中国的政府俘获问题是一种决策型的腐败,是决策权和执行权合谋的产物,是权力和资本交易继续向纵深发展的体现,职能部门的中层技术官僚成为俘获者企业俘获的主要目标,且这种行为具有很深的隐秘性,因而带来的危害性和损失也远远大于执行性腐败。     

《刑法修正案（八）》浅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体现了相对宽松的刑事政策的同时,也对一些重罪和高危险犯罪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刑事政策,可谓宽严相济,这对我国的刑法体系日趋现代化和合理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     

行刑衔接视域下刑事优先原则的审视与适用——基于疫情期间口罩系列案例分析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科学衔接是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围绕疫情期间口罩系列案例进行分析,指出行刑衔接机制面临衔接程序上的阻塞和实体处罚上的弊病,刑事优先原则可以成为破解困境的重要依托。程序上应当围绕办理时限、案件侦办场所、程序转化、证据移交等环节细化程序规定,构建“移送并中止—判断—处罚”的程序范式;实体上重构行政犯的行刑衔接处罚机制,实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最终找到治愈行刑衔接机制诸多顽疾的现实路径。     

刑事司法视野下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的角力和平衡

近年来社会上一些典型刑事案例的出现,引发诸多舆论争议.民众发挥舆论监督功效的同时,以道德化视角审视案件与专业化、权威化的司法运作机制产生冲突和矛盾.结合刑事案例对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从价值和制度设计上发现二者间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分析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同时为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的良性互...     

清代贵族死刑案件审判的"罪与罚"——从薛蟠杀人案说开去

以《红楼梦》的相关章节为研究对象,与《大清律例》相对照,对薛蟠的两次杀人案件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薛蟠杀人案件事实表明,审判结果与预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的阶级特权、司法裁判权的滥用和审判依据模糊不清.薛蟠杀人案作为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的缩影,既有消极的一面,如人情错杂、重实体轻程序、极端的"慎讼"思想,...     

沈家本的刑事审判法思想初探

作为清末法学大家,沈家本有着较为丰富的刑事审判法思想。他主张仿效西方,在我国构建专门的审判机关体系,设立陪审制度,废除法堂刑讯,并呼吁对审判官进行职业教育和严格选拔。沈家本的学术思想和修律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刑事审判的近代化进程。     

运用刑事政策处理群体性事件问题初探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涉及到有关运用刑事法律的问题时,不能完全与一般的刑事犯罪问题等同,应有区别地看待。从群体的行为特征可以对刑事政策导向进行有依据的识别,群体性事件中涉及的犯罪与其他犯罪是不同的,所以在处理有关群体事件中涉及到犯罪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刑事政策上进行识别与区分,正确适用刑事法律,以利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     

论刑事被害人二次被害的原因

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寻求国家司法救助,却因为司法者的不当行为又一次遭受到不必要的物质耗费和精神损害;生活在被害人周围的亲人、朋友、同事以及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错误的反应态度导致被害人心理伤害进一步加剧,从而形成被害人“二次被害”。谊文论述了刑事被害人二次被害的原因,旨在寻求被害人保护的救济途径．     

从“案件”到“事件”：作为媒体事件的重大社会新闻报道研究

文章以“聂树斌案”系列报道为研究对象,探究该案如何从一起典型的刑事冤错案,逐渐转变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媒体事件。研究发现,“聂树斌案”的意义转变与媒体报道引发的舆论关注存在一定关联。主流媒体参与报道,借助司法政策调整,将其界定为司法主动纠错、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典型案件;同时,媒体自身报道观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了意义转换;网络直播等扩大了公众对案件的理性认知,促进了媒体与司法在互动中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