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条件不起诉司法实务中适用境遇研究——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启动机制辨析

自《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未成年人犯罪被单列入特别程序,足见立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的足够重视,2013年年初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陆续成立未成年人犯罪专门办理机构,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中,坚持"立足挽救、重在预防"的原则,积极依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办理程序、相关法律后果。然在司法实务中对特别程序的理解及适用仍然存在差异,甚至出入之处,尤以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及执行机制矛盾较突出,各地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也莫衷一是,有些是参考甚至完全是相对不起诉的翻版,尽管之前已经有较成熟的实务及理论研讨,但将一项政策上升为刑事立法并进一步适用,仍须转变理念,调整适用并不断发现问题,对司法的改革创新有积极作用。在关于附条件不起诉有关司法文件出台之前,有必要对此作出探讨,以期附条件不起诉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发展。     

试论当前刑事诉讼法中证明标准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主体审查判断证据、收集证据以及进行实体处理活动均须围绕证明标准(莱)进行开展,因此说,对于整个整个刑事证明过程来说,证明标准就是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正式基于此,本文主要对重构当前刑事诉讼法中证明标准进行了探讨.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之本体论透视

被害人补偿制度由来已久，回溯其立法沿革，有助于深刻理解其立法意义。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研究，需要对犯罪被害人、刑事被害人补偿及其性质、法律特征进行剖析，重点在于制度构成要素的解构与建构，从而建立完善、科学的制度。     

宋代刑事诉讼制度研究

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宋代法制建构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法制除了借鉴唐律外，还结合了自身的特点。本文详细描绘了宋代司法制度中的刑事诉讼制度体系，从这一角度来说明宋代法制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中具有的不可忽视的地位。     

浅议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应该仅限于在行政处罚等行政处理程序中作为依据使用,不应直接作为刑事诉讼定案的根据。行政机关在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由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诉机关即使为了说明有关专业性问题在法庭上出示宣读事故调查报告,法官也应该积极行使对事故调查报告的审查权,对其内容进行实质审查。     

刑法学视域中被害人问题探讨

以往的犯罪学研究大多将犯罪人与被害人割裂开来,只是从犯罪人的角度探讨其犯罪心理以及刑事责任。在刑法学中,被害人的概念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游离于犯罪论体系之外,被害人同样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被害人对刑罚体系的完善、对刑罚轻重的判定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文章分析在刑法学视野下的被害人问题,将被害人与刑罚体系联系到一起,共同探讨其中的关系。     

被害人的事后行为不应影响犯罪的成立--以保安盗租业主房屋案为例

理论界对于被害人的事后行为是否能够影响犯罪的成立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本文以某小区保安盗租业主房屋案为例进行了详细阐述。在本案分析中,大量涉及到“非法占有目的”“非法使用目的”以及“为了获得履行合同的机会”等词汇。笔者注意到主观的目的往往成为确定犯罪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时感到困惑,人们通常从客观行为来推测行为人当时的想法,但当行为人的思想不是从一而终时,往往会造成很大的难题。     

刑事诉讼中关于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考--以传闻证据规则的构建为视角

目前刑事证人出庭率较低。根据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近几年在不同法院对刑事证人出庭问题的调研和考察情况,可知当前刑事审判实践中该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需要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对证人出庭问题给予更多的重视,逐步形成体系化的传闻证据规则。     

论民事案件刑事化的危害及对策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民事案件呈现刑事化处理的趋势,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公权力对于私权利的侵害.以颜立燕案为切入点,分析和论证民事案件刑事化的形成原因及危害,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配偶关系的立法保护浅析--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诉讼立法保护亲密的配偶关系,和追诉犯罪一样,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一些国家和地区注重保护实质性的配偶关系、落实保护机制、有取舍地予以保护。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全面地保护配偶关系;配偶可能从对方犯罪的潜在证人转变为包庇、窝藏罪的被追诉人,从而难以发挥对配偶关系的刑事诉讼立法保护;此外,配偶的拒绝出庭作证特权有被架空的倾向。不妨将配偶的拒绝出庭作证特权改为配偶拒绝当面作证特权,在此基础上扩大有权拒绝当面作证的主体范围;并且赋予配偶免于强制搜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