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调解浅析

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之一,媒体具有调解的方便条件,本文探讨媒体调解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注意事项,提出媒体应该介入到社会调解中去,为解决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此举不仅可深化媒体服务功能,还为媒体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电视调解节目的合法性批判

当下的电视调解节目既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司法形态,也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以合法性分析的进路关照,电视调解存在诸多合法性困境,电视台作为调解的主体,违背其法律角色定位,赋予电视调解协议以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是违反调解法的;电视调解是一种戏剧化范式架构下的泛道德主义媒介强制,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电视调解节目中正当程序权利告知程序的缺如以及因收视率追逐而调解人中立性的伦理底线的超越,凡此种种,都使得电视调解的规范化势在必行。     

刑事归责要素的找寻与确立

刑事归责要素配置范围的确定,应当紧紧围绕刑事归责的价值目标而展开。尽可能地配置类型丰富且内容详尽的归责要素,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键。在坚持中国刑法学体系下找寻刑事归责要素原则的前提下,刑事归责要素应在"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各种主客观事实"和"与犯罪行为无关而与犯罪人有关的各种主客观事实"两大范围内找寻与确立。     

合意与治理:彝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新型德古调解的实证分析

新型德古调解是彝族地区人民调解的新模式。它将社会各方对纠纷解决的意见集结成社会合意,社会合意经过官方表达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在德古调解员的演绎和交涉下,社会合意的官方表达传递给纠纷解决的社会各方,促成了社会合意的官方表达与个人合意形成实践的结合,由此达成了社会合意下的个人合意。社会合意下个人合意的实现过程表明,新型德古调解是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并由国家主导的"公共领域"进行了现代化政权与传统社会精英走向联合的"会通治理"。     

论恐怖犯罪在我国刑法中的完善

恐怖犯罪存在地域广且破坏性极强,打击恐怖犯罪需要完善的立法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为适应形势需要,我国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中有关恐怖犯罪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立法调整,但是我国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尚不够严密和成熟,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需要进一步弥补。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论刑事缺席审判的制度建构

随着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作为刑事审判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刑事缺席审判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已经非常必要.但是,刑事缺席审判不能成为刑事审判的常态,我们必须从制度建构上来限制其适用和保障被告人权益.     

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独立性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独立性是相对于普通刑事审判制度而言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应独立自成体系,在制度设计理念、审判组织、具体程序安排和处理方式等方面,均应不同于成年人制度,独立发挥自身特有的功能.     

张中,为姚文元辩护的大律师

相关链接 张中,安徽省凤阳县人,1924年11月1日生.1952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1955年调入上海市律师协会,任律师.1958年调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任审判员、审判组组长.1980年调回上海市律师协会之后,任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后改为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坚持的原则探讨

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要正确把握宽和严的标准,着力实现宽与严的"相济"即协调运作,减少实践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而实现这一目标,则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其中,罪刑法定原则对"宽"和"严"的标准具有界限功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确立了"宽"和"严"的度,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解决了"宽"和"严"的事实依据,而程序正当原则则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