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宋“建邑王氏世翰堂”

北宋刻本传世甚稀,有关北宋时期的私人书坊刻书情况,目前所知资料非常有限。而有限的几 家见于记载的北宋私家刻书名号,就显得比较突出,北宋"建邑王氏世翰堂"就是经常被版本学与印刷史学 者提到的北宋刻书名号之一。本文依据前人研究成果,指出《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著录的北宋"建邑王氏 世翰堂"刻书名号为书估伪造,诸家著作中将它作为北宋私家书坊刻书实例,是不妥当的。本文通过此一引 用错误资料的典型事例,指出在利用旧有书目文献资料进行印刷史、版本学尤其是有关宋代刻书的研究过 程中,一定要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考虑多种复杂的情况,特别要对古书作伪情况保持警惕,对书目 文献中的相关材料仔细鉴别,去伪存真,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正确的资料基础上。     

严氏镐乐堂刻书考

镐乐堂,蜀中藏书家严氏父子之书坊,与双流"刘氏三堂"(即守经堂、扶经堂和推十书局)、云南大关人氏唐鸿学的怡兰堂,均为本世纪初成都私家刻书坊.镐乐堂书店设在成都市桂王桥西街,刻书坊则在"贲园"内.从所见的刻本(不含严树森湖北抚署刊本),最早为清光绪六年(1880年),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最为兴盛,结束于四十年代末.     

朱熹与漳州官私刻书

宋元时期的漳州刻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其中所涉人和事大多与朱熹学派有关,二是以个人之力刻书最多的就是大儒朱熹。由此可知,朱熹任漳州知府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漳州地区的图书出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良渚文化玉器纹饰与刻符研究

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一朵奇葩,此时的玉器堪称精致和神圣。文章选取神徽、鸠山图以及蚩尤面等极具典型特征的纹饰刻符,意在透过它们剖析其中所承载的＂事神致福＂的文化内涵,进而探究良渚先民的原始信仰,以期对讨论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有所裨益。     

一份珍贵的明代刻书价银资料——从《方洲先生文集》说起

本文介绍了明万历刻本《方洲先生文集》一书中所记载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明代刻书工价资料,此类资料极为少见,是了解和研究明代雕版印书的经济成本、刻工生活状况及中国印刷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同时,对江浙地区刻书工价和刻工生活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并通过刻工对该书的版刻时间进行了考订。     

卜辞"求生"浅议

甲骨卜辞中涉及到“求生”的刻辞约二十多条，如①：     

简论明代中期的学校藏书楼

明代中期,学校藏书楼建设极为活跃,成为地方官员追捧的基建对象.为了深入了解这一现象,文章拟从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学校藏书楼储藏的书籍种类;二是藏书楼的建造地点;三是藏书楼的形制;四是藏书楼的建造者;五是藏书楼的作用.     

传统的动力学:娃娃亲的现代化生存

在已经加入WTO,并步入21世纪的今天,“娃娃亲”在中国农村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显然,这并非仅仅是由于农民的保守、愚昧。在对传统等概念反思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分析了在河北省梨区存在的换小帖这一现代农村“娃娃亲”的婚约形式与当地习俗、经济和村民心理等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在强调传统(民俗)在不同场景中的自我调适,传统的当下性、渐变性、有机性等特征,即传统的动力学。     

论学术共同体对清代家刻产业发展的促进与限制北大核心CSSCI

家刻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出版形式之一,曾以底本好、校勘精、工艺专的优势与官刻、坊刻并称三大刻书系统。一方面,文人士子从事家刻能够满足其对书籍数量与质量的要求,由文人士子构成的学术共同体从能力、目标和需求等方面都与家刻相辅相成,从而促进了家刻在清代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又具有地域、关注焦点的限制,它也同样将家刻发展的方向限定在了狭小的范围之内,阻碍了家刻作为一种"产业"的发展,因此也成为家刻向近代出版业转型的限制因素。     

明代山西刻书家李瀚

李瀚是明代山西刻书家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刻书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以刊刻地方文献为主要特点,为保存地方文献、推动山西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通过考察李瀚的刻书活动,以期更深刻地了解其刻书特点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