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感动于明清士人之严正

从1999年的《晚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到2009年这本《想象与叙述》,赵园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到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整整十年了。作者表示,这十年中,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兴趣,对士大夫知识者的兴趣。对心态、精神现象的兴趣,以及打破文史悬隔的努力。     

江南士、商义利观的近代嬗变及其影响

社会的转型带来观念的变迁、义与利的对立在近代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并不明显，在士子与商人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二者的转合。传统义利观发生近代嬗变，士人不惜功名投身商贾，求逐利之欢；商人在谋利的同时投资公益，捐纳官爵，行尚义之实。这一转变在社会上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引起了婚姻交往观念的变化，过去的门第观让位于近代的财力观，江南士、商义利观的近代妫变是社会流动性增强的产物，成为近代江南重要的社会特征。     

"清":魏晋士人的社会生活理念

魏晋士人往往被视为张狂放荡的群体，但实际上，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洋溢着“清”的理念，其个性、才干、容貌、家庭生活、言辞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清”的特色，而魏晋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     

西汉"士不遇"赋与士人心态

西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使得先秦士人那种张扬的主体精神难以重现.西汉士人一面惊叹于集权式的一统给国家带来的新气象,一面又为自身在这一制度下所遭受的压抑而哀叹.这便构成了西汉士人的不遇心态.本文通过对西汉"士不遇"的考察,探讨西汉"士不遇"心态产生的社会思想原因及其表现与消解方式,进而认识其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     

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士人心态

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士人表现出什么样的心态,这是由士人的命运决定的。长达1300年的科举时代中,无数的士人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心态。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类:一是赴举士人的渴慕;二是及第士人的狂放;三是失意士人的归隐;四是黜落士人的报复。探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士人心态,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科举时代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斗争、社会结构与社会风尚。     

明清之际一个普通士人的人生际遇——王崇简生平与出处

王崇简在明朝灭亡之前考取进士,未及授官,李自成军队便进入北京,遂携家眷流寓南方,两年后返回北京。自顺治初年授官后,仕途顺遂,康熙初年以原官致仕。可以说,在明亡前夕,王崇简虽然参加复社,对时局感悲不已,但并没有抱定"君亡与亡"的决心;清军入关后,他南奔避祸,期望南明政权恢复旧土,但无望而北返,也无意隐居埋名,最终投效清廷,荣宠备至。     

从《世说新语》的体例分析儒家对士人精神的渗透

《世说新语》一书被人们看作是士人对精神自由和个性追求的象征,但却采用了反映儒家价值标准的体例。学者们对这一文化现象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魏晋时期对道家思想的注重仍然无法完全脱离早已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追求个性和人格的儒家精神、儒家经典和汉魏时期官方提拔人才的人物品评潜在形成的思维惯性、推崇道家精神的士人从儒家经典中寻求理论依据的社会风气对于刘义庆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好解释了《世说新语》体例的设置。     

试论两汉隐逸之风

“隐逸”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两汉时期，“隐逸”的数量很多，成分也很复杂，仅见于史籍记载的“隐逸”就有一百二十人之多。“隐逸”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一个“隐”字。汉代“隐逸”专指那些远离或逃避社会现实的士人，即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的价值趋向。     

克己复礼 谨言慎行——论张孝基的传统士人品德

"三言"中的各色士人形象不但表现出市民对士人这一群体的印象,也体现了编撰者冯梦龙对士人阶层的审美与期望。克己复礼作为士人都应具有的传统品德,必然会在"三言"的士人形象中有所体现,《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张孝基就是这样一个体现作者所推崇的传统士人品德的典型形象。     

《世说新语》的社会新闻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想的自由和宗教的多样化、文学的自觉、士族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之风是《世说新语》产生的历史背景。《世说新语》是魏晋士大夫阶层思想、生活的真实全记录。但《世说新语》并非是为了讲故事．而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神明,进而更鼓励人们超脱礼法及各种外在束缚,去追求人格之美与精神之美。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世说》已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本传播社会信息。指导社会生活的社会新闻大全。从题材广泛,篇幅短小、趣味性强、人情味浓三个方面论述了《世说新语》所具有的社会新闻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