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一个普通士人的人生际遇——王崇简生平与出处

王崇简在明朝灭亡之前考取进士,未及授官,李自成军队便进入北京,遂携家眷流寓南方,两年后返回北京。自顺治初年授官后,仕途顺遂,康熙初年以原官致仕。可以说,在明亡前夕,王崇简虽然参加复社,对时局感悲不已,但并没有抱定"君亡与亡"的决心;清军入关后,他南奔避祸,期望南明政权恢复旧土,但无望而北返,也无意隐居埋名,最终投效清廷,荣宠备至。     

江南士、商义利观的近代嬗变及其影响

社会的转型带来观念的变迁、义与利的对立在近代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并不明显，在士子与商人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二者的转合。传统义利观发生近代嬗变，士人不惜功名投身商贾，求逐利之欢；商人在谋利的同时投资公益，捐纳官爵，行尚义之实。这一转变在社会上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引起了婚姻交往观念的变化，过去的门第观让位于近代的财力观，江南士、商义利观的近代妫变是社会流动性增强的产物，成为近代江南重要的社会特征。     

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能否充分融合,决定着他们能否形成自己的乡族集团,从而能否在南方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有关东晋南朝政治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往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近些年来新发现了若干墓志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分析这些资料,我们发现,在是否与南人联姻,是否以侨居地为籍贯,是否将居地和葬地置于侨籍所属之侨州郡县内这三个关键问题上,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和中下层士人的情况有所不同。高级士族未能在上述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充分融合;而京口地区的中下层士族却程度不同地在以上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这既印证了传统文献中的若干记载,又大大补充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为东晋末年高级文化大族逐渐丧失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而中下层士族得以崛起,并执掌国家政权,找到了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兴盛的成因

明清之际是一个特异、多变而复杂的时代。小说评点的兴盛亦错缩复杂。本文拟从时代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学术思想与文艺思潮之鼎革、文学文体的新变及评点发展之递嬗，对小说评点兴盛的成因子以探讨，指出这一特异批评乃诸多因素之合力下的必然产物。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对老庄思想的接受

老庄道家思想在魏晋时期对魏晋士人的思想、言行、风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晋士人将老庄的哲学融入自己的人生当中，对自由、生命、自然有了自己的解释。《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体现了当时士大夫在老庄思想影响下的整个精神风貌，展现了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浅议明末士人生存与心理动态

明中期以降,发生了许多与中国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而士人群体的活跃也使得这种变化更加强烈。晚明的社会变动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走向确实有一定改变,从中也能反思出中国古代历史晚期的种种问题。本文着重以士人群体为主,探讨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士人群体的社会活动及心理动态。     

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

13-14世纪，在回回人经商之风的影响下，蒙古人统治下的江南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商业繁荣局面，商人社会力量空前突显。迅速起家的商人阶层对传统文化的代表士人表现出特别的亲近态度；投桃报李，南方士人搬出《尚书》、《史记》，竞相礼商。     

试论两汉隐逸之风

“隐逸”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两汉时期，“隐逸”的数量很多，成分也很复杂，仅见于史籍记载的“隐逸”就有一百二十人之多。“隐逸”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一个“隐”字。汉代“隐逸”专指那些远离或逃避社会现实的士人，即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的价值趋向。     

司马迁的"士人"思想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通过一大批文化精英体现出来,司马迁无愧于文化精英这一称号。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从《史记》中对于孔子、屈原、贾谊及李斯等古代“士人”的述评,可以看出他的知识分子观。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