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公文批评

南朝时期的公文批评从探讨公文的外部规律转向研究文体、作家作品、风格甚至批评本身等公文的内部规律,说明此期的公文批评开始成熟,成为独立的一科。南朝时期的公文批评在数量与形式上也更为繁盛,形成完整的体系、深入的思辨及专门的批评家与批评著作,是我国古代公文批评的一次大繁荣时期,它所取得的成果对后世的公文批评具有很大影响。     

南朝宋齐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

南朝宋齐皇帝为巩固皇权,预设一些重要异姓武将存在谋反等重罪,而迅速捕杀之.屠杀之后,方开出谋反证据,以证明其惩治的合理性.是为南朝宋齐皇帝的“预制重罪”政策.“预制重罪”政策的首创者为南朝刘宋文帝,其重要表现是诛杀名将檀道济父子及道济手下勇将薜彤、高进之等人.刘宋以后继立的皇帝继承了这项政策.南齐建立后,齐武帝延续了刘宋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其重要表现是处死名将垣崇祖、张敬儿,南齐此后的皇帝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南朝宋齐皇帝以“预制重罪”的政策屠杀拥有实力的武将,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君弱臣强的态势,但“预制重罪”一方面削弱了刘宋、南齐对抗北魏的实力,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破坏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加速了本朝的灭亡.梁武帝开国之后,放弃了这一错误政策,从而在与北魏作战中获得两次前所未有的大胜.     

南朝乐府的时空界定及其生活化特征

南朝乐府是我国乐府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起止的上下年代和产生地域一直没有明确界定,其作品的爱情题材也很富有江南的生活情趣与风貌,主要表现在日常劳动、商旅活动与娱乐活动都表现了爱情生活,充满了生活化特征,这在文学史上是少见的.     

“国事”与“国是”

正遇逢国家有非常重大的会议召开,成语"共商国是"也频频在媒体报道中露面。然而,由于未能准确理解"国是"的含义,不少人便在无意间将其与"国事"相混淆。"共商国是"本为"共定国是",其源出于南朝范晔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     

释“景纯艳逸,足冠中兴”

探讨《文心雕龙·才略》"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的深层内涵。通过分析六家对这段话的不同理解,综合作者在其他篇目中的观点,以及钟嵘、黄侃及罗宗强等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归纳出一个较为新颖的观点:"景纯艳逸,足冠中兴"的"艳逸"既是对郭璞诗赋作品思想獉獉上的简要概括,也是对其诗赋艺术獉獉成就的高度提炼。     

论南朝的律学世家

通说认为,南朝律学衰微不振,律学北优于南。但实际上,南朝时仍有很多世家习律。这些律学世家是南朝律学的主力,其传习律学颇有特色。     

南朝诗歌世俗化的成因探析

南朝时期,诗歌摆脱了伦理和玄学的束缚,描写日常生活,表达世俗情感,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这种现象的形成,决定于诗歌雅俗交替以及诗乐分合的嬗变规律,而由经济、思想、文化等构成的南朝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则是其中的催化剂.当然,文人素质的弱化也是成因之一.对南朝诗歌风格中的世俗精神应予以客观的评价.     

范缜生平事迹考辨

范缜是南朝齐、梁时期有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氏为帝尧裔孙刘累之后,缜之祖最早为晋范晷。缜籍贯应是顺阳。他幼时从学刘Xian,后曾使魏和亲,历任宁蛮主薄,尚书殿中郎,宜都,晋安太守,国子博士等职,他反对崇佛,虽遭众人攻击,终不屈服。     

东晋南朝道教论略

东晋南朝时期 ,政权迭更 ,时局动荡 ,为道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葛洪、陆修静、陶弘景一批文人道士对道教的教理、教仪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对道教组织进行了清整 ,使东晋南朝道教士族化日趋成熟。特别是茅山宗的创立 ,标志着道教已进入宫观制阶段 ,它为唐宋道教的兴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襄阳柳氏与南朝政治——南渡士族个案研究之一

南朝时代,襄阳柳氏杰出人物不时或出,活跃于政治舞台。宋、齐、梁三代以柳元景、柳世隆、柳庆远为核心,柳氏家族在南朝政坛形成三个权力高峰,到粱末候景之乱时,柳仲礼兄弟更被视为挽大(?)于将倾式的人物。但随着柳仲礼初降于侯景、再降于杨忠,柳氏人物大量入北,到陈朝时柳氏在南朝开始变得人物寂寥。与此同时,在北方的柳氏开始人丁兴旺、英才辈出。通过对柳氏在南朝政治中荣辱沉浮历史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荆襄地区晚渡士族的发生、发展、兴盛乃至衰落的全过程,进而透视他们在南朝政治生活中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