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验记》《冥祥记》中的观音信仰

《宣验记》《冥祥记》中观音故事主要通过诵念《观世音经》、设观世音斋、诵观世音名号等方式体现,其观音形象的描写较为简单。小说主要借救苦救难宣扬观音慈悲、借观音送子宣扬其灵验、借道教徒信佛、崇佛以扬"佛"弃"道",最终实现为宣扬佛法服务的目的。     

法律信仰:法治建设的灵魂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作为后发法治国家,我国应以史为鉴,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逻辑与进路

我国进入了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成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首先,追本溯源,寻找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契合点,这是逻辑起点。其次,遵循认知、情感、行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规律,实现逻辑构建。最后,通过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科学宣传红色文化的价值观念、颂扬红色英模的光辉形象等途径,帮助大学生树立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皖北地区为中心

皖北地区民间信仰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战争不断和土匪猖獗等因素有直接关系，种类多、影响大，具有道德教化、精神维系和社会整合等正面功能。当代皖北地区民间信仰具有坛庙大部分修复或保留下来、庙会以商品交换为主、功利性较强和封建迷信色彩较浓等特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间信仰引发的社会问题。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道德信仰的历史逻辑功能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困境,并不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真理性价值的丧失,也不是大学生主体性价值需求的不足,而是作为真知的社会理想信念与大学生个体价值认同的矛盾分裂。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法权地位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实现社会理想信念与大学生个体价值认同的统一。在由特殊向一般、个体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道德信仰起着价值中介、基础的作用,具体表现为道德信仰的社会历史功能和理论逻辑功能及其统一。而这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又具有普遍性,并具有示范和推广意义。     

《浮士德》与《圣经》

歌德的伟大诗剧《浮士德》取材于中世纪的民间传说 ,与原素材相比 ,诗剧有两处重要的改动都与圣经有关 ,一是开头“天上序幕”中上帝和魔鬼的打赌 ;二是结尾浮士德的得救升天。圣经对《浮士德》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作者对素材的提炼上 ,也表现在诗剧的主题上。《浮士德》的两大主题———“信仰得救”和“自强不息”都打上圣经的深刻烙印。它的三大戏剧冲突 :上帝和魔鬼的冲突、浮士德和魔鬼的冲突、男女主人公浮士德和玛甘泪各自的内心冲突都遵循了圣经提供的善恶二元对立的美学原则。诗剧还吸收了不少圣经的典故和经句 ,成为它有机的组成部分。可见 ,圣经是《浮士德》的重要灵感来源。     

民间宗教与中国社会

民间宗教以巫术及民间信仰为依托,往往借助于社会关系发生变迁的历史机缘形成一定规模的宗教结社,由于它们的结社理念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所宣传的思想也因此常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尤其是对“末劫”的信仰,所表达的是变革现实社会状况的潜在要求。民间宗教是中国民间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其存在和发展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的局限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大学学术组织内部“泛行政化”的识别、成因与治理逻辑

大学学术组织内部的"泛行政化"表现为学术资源分配由学术成员向学官霸权蜕化,学术活动由自由分散向行政约束转变,学术管理由权利明晰向交叉失范倒退。其形成原因在于学术自由与学术问责的断裂,学术成就与学术品质的错位以及学术信仰与学术道德的沉沦等。学术组织内部的"去行政化"治理需要重建学术信仰与学术伦理,增强治理的内生性力量;规范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构建"去行政化"的制度性保障;打造民主法治的学术文化,提升"去行政化"治理的软性力量。     

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从守法到对法律的信仰

守法有积极守法与消极守法之分,而法治的实现有赖于一种民众发自内心的主动的守法、护法精神,即对法的虔诚的信仰。这正是法治化的“软件”支持。从公众的普遍守法上升为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的过程是法治化得以实现的精神动力,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趋势。我国目前法治建设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一动力支撑。本文从这一角度入手,论述了培育法律信仰的必要性,并对我国现存的法律信仰缺乏问题的成因及解决对策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法治化的实现有所启发。     

抓紧建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新体系

本文从思想道德体系的缺失、道德伦理的失范以及与时俱进的要求，论述建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新体系的紧迫需要，提出了加强思想道德管理机构、思想内容、道德信仰、有效机制等方面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