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班及其《钝吟杂录》

冯班为明末清初知名学者,其著《钝吟杂录》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对程朱理学的空疏之弊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体现出强烈的反理学思想倾向,对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角色差异——郭德刚事件舆论传播解读

郭德刚事件由公众人物与媒体之间的司法纠纷演变成一场有关公共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大讨论.传统媒体在事件中大都持批评郭德刚的立场,网络舆论则经历了由"倒郭"到"挺郭"的转变,造成传统媒体和网民立场差异的根源是公众对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越位及公权力介入公共讨论的不满,以及网络舆论的"反沉默螺旋"效应.郭德刚事件凸显了权力与公众冲突时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角色差异.     

高校财政资助项目专利成果“反公地悲剧”现象的分析与治理

我国科研投入强度已名列世界前茅,高校财政资助项目的经费非常丰富。高校财政资助项目产生的成果专利权界归属,法律法规术语不统一,并混同于职务专利,导致科研人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出现法律合规风险。财政资助项目专利可作为课题结题、职称评聘等指标,导致高校专利暴增,产业化率低。我国即使制定了甚于美国《拜杜法案》的激励制度,但高校专利的转化率并没有明显提升。我国高校专利出现了由于权界不清、质量不高而导致的非纯正“反公地悲剧”困局。高校财政资助项目的技术成果权授权给发明人、在高校建立OTL机构、取消有关考核机制、强化专利源头保护等,可以缓解、解决高校专利实施率的困局,促进专利运用和校企合作。高校财政资助项目专利产业化成功,政府财政资助单位享有资助经费回收权,发明人和转化人享有剩余索取权。     

奧运会的又一道坎

东京奥运会俄罗斯整体被禁的负面新闻传岀,奥运会追求大而全的“加法”已经被“减法”取代,无疑会对奥运商业价值构成沉重打击。国际奥委会又一次到了必须居安思危的历史性时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对俄罗斯开出全面禁赛4年的罚单,意味着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人们将看不到俄罗斯代表团。对于本次制裁的孰是孰非,外界可能存在各种评价。抛开是非本身,如果从赛事发展前景的角度来看,这也许会成为奥运会面临的又一道坎。     

反兴奋剂基础知识考试情况分析--以反兴奋剂教育准入试题为例

近年来,兴奋剂问题逐渐成为我国体育行业的关键问题,兴奋剂问题的影响逐步扩大。为保证中国体育健儿干干净净参加比赛,需要建立长效教育机制,将反兴奋剂教育融入到训练、比赛及日常生活中去。本文通过对河北省2018年反兴奋剂基础知识轮训考试成绩进行汇总分析,发现反兴奋剂教育工作中的难点以及突出问题,并对今后教学工作提出探索性意见。     

明代哲学源流与中国哲学史

明代哲学源流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是明代哲学之源、明代哲学、明代哲学之流。宋代哲学是明代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宋代奠定了理学的范式与基本议题。宋代哲学总体表现为客体性;客体性趋势发展至极,造就了明代哲学对客体性的反动,明代哲学总体表现为主体性。明代哲学的主体性趋势发展至极,迎来了客体性的再度崛起,以及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由此形成明代哲学之流,也就是明末清初及其后的哲学。明代哲学的整体研究有七个主要问题,均围绕正、反、合的三一模式展开。当前明代哲学主要遵循个案研究范式,并表现出与问题研究结合的趋势。明代哲学的断代研究离不开中国哲学史的大背景,在《明代哲学史》出版之前,明代哲学研究主要依赖中国哲学史研究来推进：冯友兰注重客体性,因此明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比较轻;劳思光注重主体性,因此明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比较重。在《明代哲学史》出版之后,明代哲学研究则带动中国哲学史研究。新的明代哲学史研究与书写有四个重要的展开方向：从断代研究到源流综合研究;重点人物与边缘人物综合研究;从理学研究为中心到百家争鸣研究;从单一范式到多元范式的儒学研究。     

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教学衔接问题及解决策略探析——以三角、反三角函数为例

函数作为现实世界中变量间依赖关系的模型,无论是在初等数学还是高等数学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如果初、高等数学教学衔接不到位,则会发生学习脱节的问题,使学生难以紧随教师的教学进度,全面掌握高等数学知识。通过探寻解决初、高等教学衔接问题的对策,能够提高教学的循序渐进性,便于学生的理解,达成知识与思维方式的顺利过渡。因此,文章整合国内外有关初、高等数学衔接问题的研究文献,梳理其他学者在该方面的教学心得,并由此总结出衔接不利的原因,以三角、反三角函数为例,提出解决衔接问题的建议,以确保学生可以从初等数学顺利过渡到高等数学,降低学习的难度,提高教师教学质量。     

寻找互联网之母——互联网历史流行叙事的祛魅和浪漫主义想象的纠偏

互联网不仅定义了当今人们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境遇,甚至影响了整个时代的特征。但迄今为止,围绕互联网历史的学术研究却依然乏善可陈。基于想象和浪漫化的历史叙事主导着人们对互联网起源的认知,如美国军方为了防止核打击的军事起源说,以及由反主流文化影响和主导的叙事。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缔造的商业神话迄今还在发酵,使得从50年代开启的互联网萌芽和60年代互联网诞生,以及70年代奠定基础架构和应用培育的漫长的互联网真实“出身”,并没有得到客观的认知。为此,本文致力于追溯历史,超越军事、文化和商业等互联网历史的三种流行叙事,挖掘科学共同体在互联网早期历史中的全方位作用,认为科学共同体才是真正的互联网之母。它不仅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技术和基本架构,还奠定了在今天依然处于主导的网络治理机制和互联网价值观,互联网精神的内核实际上就是追求“让人类更美好”的科学精神。客观还原互联网历史才能真正认识互联网独特的开放性,真正理解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历史的正本清源,对互联网历史的重新认知,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互联网,重新思考互联网今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至关重要。这不仅仅关乎互联网的未来,也直接关乎数字文明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     

中央红军八次选择长征落脚点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为此,在长达一年的艰难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根据敌情的变化,曾先后选择了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边、川西、川陕甘、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等地作为战略转移的落脚点,但都没能实现,直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后,才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