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与创新--以东方卫视《妈妈咪呀》为例

2012年9月8日,SMG东方卫视联合韩国CJE&M推出的一档大型女性真人秀节目《妈妈咪呀》横空出世。这档针对“妈妈”的选秀节目,倡导“做女人就这样”的口号,展示了平凡妈妈的真实故事和人生蜕变,通过妈妈选手的故事,传递了正确的价值观,充满正能量。2016年2月17日央视《新闻联播》中,《妈妈咪呀》还被赞为电视综艺节目中的公益典范,传递了社会正能量。2月23日,解放日报在其评论版中指出,“《妈妈咪呀》收获收视和口碑的双赢,给如何办好综艺节目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本文以该节目为例,试着从传播学的角度探析电视真人秀节目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动画传统叙事融合好莱坞技术经验分析

伴随着2015年暑期档的结束,《捉妖记》凭借24亿元票房的好成绩刷新中国自1994年以来200项电影记录,它的传统叙事策略为当下华语电影追崇奇观式影像开辟了新的视角,这一现象在电影工业急速发展的当下值得深入思考。不论是以配角出现的萌宠“胡巴”,还是井柏然饰演的宋天荫等角色,虽以觉悟、追寻和成长为主要叙事基点,但其中对各个环节的创意编排成为了影片最大的“笑点”。导演许诚毅20多年梦工厂的动画经验,使得《捉妖记》或多或少有迪士尼的影子,但其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一个融合与共生的东方故事的经验值得肯定。本文以《捉妖记》为例,具体阐释好莱坞技术融合东方叙事经验的得与失。     

被忽略的中国:30年来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叙事

选择1991年至今出版的英国历史教科书,对其中的中日战争叙事内容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日战争在大多数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处于被弱化的地位,中国被忽略。具体表现有三: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内容所占教科书整体内容比例很低;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不足;教科书认为国民党依靠外援抵抗日军,其在二战中贡献甚小。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中日战争的选择性叙述,形成西方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中日战争历史叙事,教科书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还是在文本内容选择中都施展着其可能的叙事偏见。     

突围与陷落－－由女性文学的嬗变看妇女解放的艰难历程

20世纪初叶，随着五四新化运动的兴起，沉闷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喊出了石破天惊的解放之音，但这声音很快就消失在启蒙与救亡的革命洪流中；20世纪中叶，妇女形式上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政治、经济权益和地位，却以女性性特征的消弭为代价；新时期以来，活跃在妇性作家笔下的是反叛男性神话、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女性形象；20世纪的最后十年，女性写作转向“躯体叙事”，不自觉中又迎合了男权中心主义的窥探和畅想需求。     

《孔雀东南飞》中“严妆”一节写作艺术管窥

汉代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新妇起严妆”一节仅12句,60个字,却浓墨重彩、烘云托月般地描绘了刘兰芝的女性美,刻画了一个美丽、善良、沉着冷静、勇于抗争的古代劳动妇女形象。今天读来,仍使人心摇神荡,感叹不已。下面简略分析其写作艺术。     

后现代艺术肉身叙事的策略

随着社会语境的转换,后现代美学及艺术在观念上发生了嬗变,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肉身成为叙事主体。在肉身叙事的过程中,后现代艺术运用混合的叙述者视角策略、多义复杂的信息内容策略以及多元的媒介策略解构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使艺术在内核、形态等方面具有了平面化、开放性和多元化的倾向。     

教育叙事应“去伪存真”

教育叙事作为一种亲近教师、贴近生活的教育研究方式,日益受到一线教师的青睐。可是,在长时间的教育叙事阅读中,笔者总感觉有些叙事有"随意升级"的现象——作者似乎总喜欢用"大圆满"的形式来结尾。现摘录几例。     

新历史主义意识与当代外国战争题材小说的互释——新历史主义与《五号屠场》的历史叙事

专题研究“新历史主义意识与当代外国战争题材小说的互释”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深入探讨外国当代战争题材小说这一生动而有意义的艺术存在形式如何清晰地揭示历史本来面目，这一较大的象征符号系统如何赋予一个特定历史时刻中的事件以意义，揭示对历史的文学解释和对历史文学的解释之间所存在的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表明文学如何积极地反映历史事件，如何加入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如何通过对这一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解释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操纵、等级秩序的重新检视。小说《五号屠场》的历史叙事是一个任意、循环的话语结构，用语言构筑了历史的现实动机，既有历史的事实又有虚构的故事，用隐喻性陈述来说明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真实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武田泰淳的侵华战争小说将历史小说化，用虚构与事实相结合的文本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本质：是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迫害，而不是“共存共荣”。《荣誉之剑》记录的不是英雄的业绩，而是战争的荒诞不经和人生的混乱不堪，通过叙事者的个人视角，写出了一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历史”。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不论是背景还是人物都“纯属虚构”，但小说揭示的历史要比正史所叙述的历史更加真实，对战争的描述具有永恒性，它提醒我们，战争永远是荒谬的。《野火》不仅仅反省了战争正义或非正义的性质、分析了人物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而且揭示了在失败的战争中人被迫体味对自身的绝望与无奈，如何面对自身的人性罪恶。[编者按]     

论叙事伦理与乌托邦

人类生活追求的终极目的是一种人心秩序的建构过程,寻求一个时代文化与伦理的一个完美结合点。古典叙事中孔子的"大同思想"、老子的"小国寡民"是一种德化伦理的奉行,是一种集体的人民大叙事;以《铸剑》为例的现代叙事,强调个体的自由伦理。但现代叙事在凸显个体性的同时,仍撇不掉古典叙事的集体属性。因此,现代性叙事是多样的,它追求个体性,但并不意味着它取缔集体意识。它追求的是一种被遮蔽的集体性即一种生命个体的普遍性。     

叙述主体的淡化

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女性写作,叙述主体平静冷漠,放逐价值判断,拒绝深度,漠视道德,甚至漠视自我。他们自觉地标示出了一种新的创作态度,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其背后,则是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但它们对于人的心灵到底有何意义,则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