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避讳

何忠礼在《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撰文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中,有种种忌讳,其中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忌讳,就是对尊者、长者、贤者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人们将这种忌讳称做避讳。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避讳,二名要避讳,要避讳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     

诸暨古代藏书楼述略

中国古代藏书，渊源甚久。诸暨古为绍兴府八县之一，人文荟萃，素有私家藏书之风，古代书楼众多，书家辈出。文章论及了诸暨古代部分藏书楼及藏书家概况。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之发展肇始于公共图书馆的出现，而始建于1916年的诸暨图书馆，为诸暨有公共图书馆之始。     

中国目录学复兴论纲

本文站在当代科学的新视角，对我国古今目录学的内容、性质、特点、成就与问题做了梳理与总结，重点探讨了当代目录学复兴战略及实施措施。     

浅谈我国古代官私书目中的道教典籍

道教典籍数量庞大，我国历代官私书目中收录的大量道教典籍，从分类方法和著录范围乃至著录旨趣上，与道经目录都有很大不同；历代官私书目之间在诸多方面也存在差异。通过对古代官私书目的考察，可以更好地了解道教典籍的发展演变和流传情况。     

历代藏书家图书“共读共享”思想述评

中国古代藏书大体上可分为官府、寺观、书院和私人藏书四大类型，各种类型的藏书皆有独特的标准、范围和阅读对象，藏书仅为特定人群服务，是极少数人的专利，极少对公众开放。这种封闭的藏书观念一直是古代藏书思想的主流，限制了图书的充分利用，也限制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直到近代，西方公众图书馆模式传入中国，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图书“公之于世”，公众皆有机会借阅，藏书始发挥最大效用。     

匈奴:一个撼动世界的民族

在古代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曾经有数以百计的民族诞生、繁衍、生息。他们曾经轰轰烈烈地建立国家、缔造文明,又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这些已经仅仅存在于历史典籍中的少数民族,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2018年,本刊将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郭飞平教授的帮助下,试图寻找这些民族失落的踪迹,探索他们消失的秘密……     

古代文学史课程教法探索

本文根据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法进行探索,强调文史结合、关注作家生平和突出名篇三个基本原则,提出了课堂教学中一些具体的做法。     

图片新闻：《中国古代100位科学家故事》、《中国古代科学家画像》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中国古代100位科学家故事》和《中国古代科学家画像》出版座谈会4月3日在北京举行。这两套青少年科普读物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共同组织编写绘制。收录的我国古代科学家，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人物。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时代背景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生根发芽于思想自由的希腊环境中,自由与闲暇的环境赋予了其自由创作的可能。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宽松自由的宗教环境,使得古希腊人思想比较自由,没有受到禁锢。人们对神的崇拜也是与尘世生活息息相关的,认为诸神是充满彼岸性的,而不是崇奉来世幸福,人们相信幸福就在当世,所乐意追寻的是现实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即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希腊,思想自由的环境给予了他自由创作的可能。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还是城邦内外争斗不断的时代,城邦间因争夺领导权而战争不断,国家的混乱使得道德急速滑坡,人们放松了道德束缚。亚里士多德为此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德性是什么”等,用积极、人类可望可及的方式去重新探寻人类有德性的理性幸福生活,力图为道德滑坡的希腊社会重塑追逐幸福的正当途径。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科技观——读乐爱国教授《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

时下在中国学术界,正如中国有无哲学之讨论一样,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也是学界聚讼不已的一个大问题。乐爱国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一书,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直面现实,非常思辨而智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而且“这是不可否定”的,但其表现形式与呈现领域却有着中国自身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