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抽象行政垄断纳入行政垄断司法解决机制的思考

文章就将抽象行政垄断纳入行政垄断司法解决机制的相关立法途径、诉讼提起方式、审判组织、判决方式以及授权立法涉嫌行政垄断等几个基本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司法积极主义与司法消极主义

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消极主义都是一种司法哲学,是在宪政范围内进行的讨论,是对法院政治功能在认识上的针锋相对的主张,两者之争由来已久。参考美国争论不休的现实和借鉴学者对此问题的中立态度,我国应该结合实际,在强调司法能动主义的同时,重视必要的司法克制,实现司法能动和克制的平衡。     

宪法性权利对司法认知的束缚：司法认知正当性质疑与正义表达

对于司法认知的效力存在塞耶-威格莫尔理论与摩根-麦考密克理论两种不同的观点。由于司法认知效力问题与被告人由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性权利密切相关,指示陪审团接受法官对结论性事实作出的司法认知可能意味着对犯罪构成直接做出裁定。作出司法认知是否会侵犯刑事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存在着广泛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在立法过程中存在重大分歧,在司法实践中也莫衷一是。《联邦证据规则》起草者在民事案件中采用摩根-麦考密克理论,但在刑事案件中塞耶一威格莫尔理论却促成了司法认知与宪法性权利的调和。     

我国新外交的大国意识和为民意识

自21世纪以来,我国外交战略几经调整后,变得更加开放、务实、自信、灵活与成熟。在国际上,我国通过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实施大周边外交,联合发展中国家等外交战略凸显"大国意识";在国内建立开放的外交机制,设立领事保护机制,加强具体护民措施与行动突出"为民意识"。调整后的外交战略从整体上为我国在全球化时期的发展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揭开了我国外交史上的新篇章。     

论我国高等法科学生司法职业伦理教育

我国高等法科学生的司法职业伦理呈现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去信仰化等趋势,究其缘由,表面上与我国高等教育司法伦理教育观念的淡薄和教育的缺失有关,而根本上缘于高等法学教育培养模式的技术化倾向。为提升我国司法队伍整体的职业伦理素质,高等学校司法职业伦理教育应纠正错误的人才培养观,寻求制度层面的路径,并将学校教育与执业教育有机衔接。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针对侦查机关违法侦查行为而创设的一种限制制度,其实现或排除程度是一国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目标博弈的结果.要真正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裁判体制,并从其主体、范围界定到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让正义看得见——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商谈互动”研究

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的有效互动,是二者相互关系的终极目标,基于哈贝马斯“商谈法律观”的“商谈互动”理论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同时,由于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之间在工作机制、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差异,使二者的商谈互动很难进入“理性自觉”的状态,因此互动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借助制度性的力量,规...     

跨境数据取证治理的功能失衡与模式重构

在全球数据规模化、一体化和前沿化等共同作用和疫情衍生影响下,难以通过传统的双边执司协作及时有效地完成跨境数据取证。基于一揽子计划的欧盟框架或基于《云法案》及其衍生协议的美国框架等单边扩散的治理方案亦无法阻却跨境数据取证治理模式的功能失衡。亟待结合信息社会中数据证据的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完善跨境数据取证治理的多边规则并逐步构建统一协调且监管完善的治理机制,营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强调域内立法的域外适用、限制跨境数据取证具体适用以及坚持跨境数据正当取证的治理模式,切实维护数据主权、社会安全与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法院适用宪法规范的司法实践与理论探讨——兼议我国宪法法院的建构

法治国家的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如无此项规定,则一切保留特定权力与特权的条款将形同虚设。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法院目前尚不具有适用宪法规范的权力与能力。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片面地理解宪法规范的司法适用性与随心所欲地对待宪法规范的做法应该予以纠正。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与监督宪法的实施,我国应建立宪法法院来担当宪法规范司法适用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