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专业判断权的行使与法律规制

当前,司法对待大学专业判断的态度存有明显分歧,一是盲目排斥大学专业判断,一是对大学专业判断照单全收。尊重大学专业判断具有理论正当性与历史传承性,即学术事务专业性与司法局限性以及国内外司法尊重专业判断的历史传统。在具体制度建构方面,应确立有限学术遵从立场,厘定学术性事务范围,明确尊重谁的专业判断。同时,从是否符合法律保留、是否符合正当程序、是否存在显失公正等方面对专业判断权行使予以法律规制。     

国际商事仲裁一裁终局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观点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相对于诉讼的主要优点之一。但随着国际商事交往规模的日益扩大,一裁终局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内除了效率性结果外,还带来了公正性缺失的可能性,并且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问题。因此,应当将商事仲裁视为主要是契约因素与裁决权威性因素的结合,增设当事人协议进行的"二次仲裁",同时,尽可能回退司法因素,以利于仲裁的发展。     

司法智能化的价值意蕴、实现机制与限度审思

司法领域的智能化改革在政策导向和现实需求下展开,其具有提升司法效率和保障司法公正的价值意蕴。目前,在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支撑下,智能化的案件检索机制、司法推理机制和司法监督机制等为司法智能化的实现提供可行性路径。但司法裁判所必须的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使其并非仅是技术性活动,因此,司法智能化有其功能发挥的必要限度,需要通过厘清智能辅助的功能定位,有限范围的功能适用和人机协作的功能预期,形成对司法智能化的限度审思。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现状分析与建议

探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及我国《刑事诉讼法》保障下如何推进“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针对实务中发现的问题并就“扩大援助范围、应援尽援”等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     

东方主义视角下汤亭亭的《无名女人》

东方主义是后殖民文学批评的核心理论。东方主义把东方和西方对立开来,认为西优东劣,西方代表着先进、成熟、理性,东方则是落后、幼稚、非理性。东方主义根植于欧洲社会的文学文化中,主宰了西方社会对东方的认识与想象。在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误解和歧视暗含了东方主义的观念。随着华裔文学的发展,一部分华裔作家选择了主动发出华人自己的声音,对东方主义发起挑战。汤亭亭是新生代华裔美国作家的代表人物,本文解读其著名短篇《无名女人》,试图表明汤亭亭的写作既有对东方主义解构和超越的部分,也有东方主义的建构残余,也说明了美国华裔文学对东方主义的克服非一朝一夕之功。     

论“生态主义散文”的兴起、使命与理论建构

中国“生态主义散文”的兴起,是由《沙乡年鉴》等外国资源的“输入”开始的,“沙乡热”成为生态散文思潮的文学隐喻。唯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提倡亲历体验“在场”、文化批判“在场”、人性人道主义“在场”,才能真正肩负生态散文的时代使命。生态散文的理论构建在批判接受外国思想资源的同时,必须理性地回归祖国古典哲学“天人合一”的传统,在整合“非虚构”思潮、“在场主义”思潮、学者散文思潮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当代性、暴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特征,唯此,才能使“生态主义散文”真正得以深入地发展。     

超越技治主义：重思专家专长与专家角色

面对技治主义的失当性,需要走向一种新的技术治理路径——超越技治主义,即超过非理性的专家专长,回到专家专长本身,并使其成为技术治理的一种可能。对此,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专家专长,以明确可贡献型专家专长才会在技术治理中发挥作用,以及培育互动型专长能更好地彰显专家专长的理性价值。另一方面需要重新定位专家角色的选择,专家作为政策选择的诚实代理人出现在技术治理中,才能促使专家专长的理性价值更加显现出来,以促进技术治理的有效性。     

国外高校校生关系理论发展和冲突救济演变的借鉴意义

代理父母地位说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曾分别是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高等学校校生法律关系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这两种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由盛而衰或不断演变,在实践中对校生冲突的司法救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揭示国外校生法律关系发展历程,探寻校生冲突救济的演变规律,对于我国高等学校校生冲突的救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司法考量要素问题研究

我国有关兴奋剂入刑的规定,经历了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将兴奋剂犯罪涵摄于其他罪名,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过程。这既体现了对兴奋剂进行刑事打击的决心,也突显了对体育竞赛中使用兴奋剂犯罪行为的特别关注。分析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构成,“兴奋剂”“辅助人员”“运动员”“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情节严重”等要素是认定犯罪主体、行为、场域的重要因素。因此,基于体育治理自治性、专业性的特点,在刑事审查的视角下协调刑法与体育治理法规、规则的关系,综合考量上述要素,合理采信兴奋剂检测和违规认定结论,是认定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可沿袭的基本思路。     

媒介化：共识、分野与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路径

本文对“媒介化”研究的基本共识——媒介的“去本质化”进行探讨,并以此为起点,对三种研究视角的分野——制度主义视角、社会建构视角、技术/物质视角进行梳理与分析。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媒介是什么”的不同解答。制度主义视角下,媒介被视为独立或半独立的社会制度,媒介化即媒介制度性地“他律”着其他社会机构或系统的过程;社会建构视角下,媒介是一种能够改变交流模式的情境,媒介化即人类通过媒介嵌入日常生活世界与建构现实的过程;在技术/物质视角下,媒介是一种基础设施,媒介化可以被视为一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媒介技术及相关技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实践与空间都变成要在物理/物质层面去适应媒介的存在。本文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化研究可遵循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围绕三种视角的交叉融合本土化研究;二是围绕媒介化的研究困境与学术启发进行辩证性的考察,以期寻找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积极回应传播学中的“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