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乡村教育诗与慢的艺术——郭文斌创作谈

郭文斌的创作,形象地、细致地、朴素地展现了农村过年、元宵、端午、祭奠、婚礼等民情风俗的场景,成为乡村教育的诗篇。具体的描绘和细致的刻画,形成了慢的艺术。     

钟嵘《诗品》中身世、源流、才气、文词的品诗观

钟嵘在《诗品》中说他所品评的同品诗人之间次序是“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但他具体评价诗人诗歌创作成就时流露了对诗人身世、源流、才气、文词等先天秉赋和后天学养两方面的要素相济为用的品诗观。     

《大堰河——我的保姆》诗美探源

艾青曾在其《诗论》中说,诗人写诗的“工作”,是“和一切最难于处理的题材搏斗,和各种形式搏斗,和复杂的文字与语言搏斗”。而“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竞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是的,对于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有关“思想的胜利”以往人们是给予了必要的重视和反复的阐释,     

走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研究的误区

孔子“删诗”为司马迁所首倡,然而自唐代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怀疑。但由一系列考证可以推知:孔子确曾有“删诗”之举。前人提出的三点理由,都不能成立。据钱穆考证,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孔子三十岁,始授徒设教。若此论不差,则《诗经》的固定成书并具有权威当正是在这一时期。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并没有错,乃是后人误读了《史记》。     

杨万里的童趣诗及其儿童观

学界对杨万里诗歌的研究,多关注他的政治诗和写景咏物诗,少有人提及他的童趣诗。其实,童趣诗恰恰是最能体现杨万里创作的最高成就的诗歌。有鉴于此,文章试图通过对杨万里童趣诗的解读,以彰显杨万里的儿童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杨万里的儿童心性、人生哲学和理论兴趣对其此类诗作的影响。     

德州《张氏族谱》价值初探

德州《张氏族谱》前后三修,记事历时近六百年,内容涉及谱序凡例、世系繁衍、人物传记、族规族训、恩荣艺文等诸多方面,为研究德州张氏家族及德州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古今哲理妙联

谈读书的对联 邓拓以知识广博著称,在他的《燕山夜话》中,就有许多提倡读书的文章,其中一篇《有书赶快读》,提到清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包世臣,说“他曾经写过许多对联,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有一副对联,我忘了他写的上联,只记得下联是‘补读平生未见书’,这一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是清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安徽泾县人。这副对联的上联我也记不起了,只记得他写的另一副对联,也是关于读书的,联云：     

王安石翻案诗的政治解读及其诗史意义

王安石好作翻案诗,早期的翻案诗多在立意上翻新,包括转移视点执其一端立论和推陈出新两种主要方式。这一类翻案诗多为咏史诗,"有所为而为"的写作态度使之精深峭拔,最见荆公襟怀,必须结合王安石的政治关怀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来解读此类诗作,泥于字句很容易与原旨产生偏离。王安石晚期的翻案诗创作多为诗法翻新,主要包括反用前人诗意及典故、章法上的推倒扶起和句法上的前后反覆三个方面。此类诗为宋诗新变指出了一条新的门径,以往文学史研究多强调荆公体或半山体对唐诗的回归,对此多有忽略。     

湘云新论

文章从身世、性格、诗才、爱情婚姻悲剧、思想意义的角度对《红楼梦》中的湘云进行论述,从而赋予其全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