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治边政策与中国边疆领土的巩固

满洲贵族入关后,继承以往朝代治边政策的同时,又结合实际有所创新,许多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有效地巩固了边疆领土的完整。到了近代许多领土丧失,为了巩固统治,维护领土完整,清政府的治边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实边到虚边再到实边的过程。     

刘勰的文体论

刘勰在前代批评家和选家们研究文体问题之成果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对当时几乎全部文体进行了发展简史、基本规范、名家名篇以及理论说明等四个方面的探讨,写出了二十篇分论;然后又在《定势》等篇中对文体与风格的关系、文体的稳定性与变异性等理论问题作出了更深入的研究,至今还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新闻你来定——新媒体时代的读者参与

在新媒体越来越强大的今天,传统报纸在加强读者参与的问题上面临空前的挑战,如何与时俱进,将新渠道和办法为传统报纸所用,跟上新媒体时代前所未有的即时性和互动性,成为关乎报纸发展的重大新课题。     

“中国之治”的宣传话语创新路径研究

由于缺乏有效的话语通融,"中国之治"的宣传话语有时还处于被曲解、被轻视,甚至被贬低的境遇。为从理论上彻底讲清楚中国制度优势,学界要推动"中国之治"宣传的理论创新。首先,构建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新闻媒体加大"中国之治"的舆论引导,打造全媒体宣传格局,推动"中国之治"的国内宣传话语创新;其次,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解决"失语""挨骂"等问题,用"故事"融通"中国梦"和"世界梦",建构国际话语权;最后,批判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完善"中国之治"体系,把有益的经验系统化。     

论以人民为中心领导型政党的中国之治——以"脱贫"和教育"双减"新政为例

在西方主流治理理论体系中,无论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没有政府的治理",还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回归国家学派",都无法有效解释并回应"中国之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中国之治"是由系列问题导向的治理实践所构成,治理贫困的过程凸显了作为领导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双减"新政则是中央顶层设计在节制资本中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举措."脱贫"和教育"双减"新政的治理实践表明,中国之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没有政府的治理"和"回归国家学派"在实践中都难以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以人民为中心善治 目标的实现只能依赖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型政党,而领导型政党的治理智慧和治理能力与中华优秀政治文明密不可分.     

论贝壳放逐法

贝壳放逐法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雅典人防止僭主政治复辟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雅典人限制和解决党派斗争的有效手段。雅典人用它来制服任何声望和权势都很大的人物，使他们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特殊公民。     

《道德经》“小国寡民”新释

《道德经》中的“小国寡民”思想,是老子作为“思想圣者”以民为重治国理念的重要表达,是其“以有为修无为,以无为成大为”的治世追求,亦是其实现“大有大无,大无大有”的“以道治国”平天下的至善境界。然而,历代注疏对老子“小国寡民”的解释多有失偏颇,甚而误将“小国寡民”作为一种消极遁世之说。“小国寡民”思想应从时代变局、圣人之治、无为而治、治世之道等方面进行考量。     

陈毅与徐树铮办理外蒙撤治之比较

1917—1919年是外蒙古地区处于政治风云变幻的时期,内外交困的外蒙古欲放弃"自治",民国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派官员赴外蒙与外蒙自治政府协商谈判,经过不懈的努力外蒙古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外蒙撤治一事上不得不提到的两个人就是陈毅和徐树铮,关于外蒙撤治上他们既有分歧也有共识,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外蒙撤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康雍时期川、滇、藏行政分界的两个问题

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是康熙雍正时期加强藏区治理,确保川藏大通道畅通及区域稳定的重大措施之一。清中央政府决定川、滇、藏行政分界并推进其实施,是康熙雍正时期西藏、相邻地区及全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分析史籍文献记载,可以认为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实际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川、滇、藏行政分界的计划并非在短时间提出,也并非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实施。此次行政分界有一较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至雍正十年才最后结束。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域全书》、《西藏志》、张海《西藏记述》及陈克绳《西域遗闻》等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的有关记载,可补实录等记载之不足,其资料价值值得注意。     

法律与道德,当代中国的治理选择

国家的治理既要靠法律也要靠道德,这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互补性决定的,也是历史经验所得,所以中国的治理也同样需要法律和道德。在我国社会主义日益发展的今天,坚持法律和道德的实践统一性,是实现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的关键,也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