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互证》释疑一则

文章考释了《新唐书》和《旧唐书》的顺宗本纪中对唐顺宗被立为太子的时间记载的差异,解释了清代赵绍祖在《新旧唐书互证》中对这种现象的疑惑,进而对两唐书本纪记载的立太子的时间进行了总体考察、比照,发现《旧唐书》本纪讲求实际,对太子的诏立和册立时间予以备载,而《新唐书》本纪则讲求春秋笔法,遵循君无戏言的古训,偏重对太子诏立时间的记载,认为这种倾向是由编撰者的指导思想造成的。文章还对唐代经历过正常的受立太子程序的十位皇帝的诏立、册立时间予以考辨。     

襄阳最早的一次考古

襄阳考古,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朝齐代。据《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其宝,玉履、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蝌蚪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是时州遣按验,颇得遗物,故有同异之论。”意思是说：文惠太子任南郡王之后,襄阳境内有人盗挖古墓,     

康熙帝亲征准噶尔期间给皇太子胤礽上谕选

16世纪末,厄鲁特蒙古四部中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至17世纪下半叶,发展为一支控制天山南北,威胁青海、西藏的强大的割据势力．清康熙年间,准部首领噶尔丹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向喀尔喀蒙古进攻,同时．以出卖中国领土为条件换取沙俄军队的支持。清政府对噶尔丹的叛乱早有觉察,一直努力准备以和平方式解决蒙古民族间的纠纷,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噶尔丹举兵南下,距京师仅700里的情况下,才开始调兵遣将。乌兰布通大捷后,康熙帝又亲自与內外蒙古各部首领于多伦诺尔会盟,巩固了北部边防,加强了中国的统一．康熙三十三年,噶尔丹再次策动內蒙古科尔沁等部叛乱,并于次年再燃战火．康熙三十五年,清军分三路大举出击,康熙帝二度亲征,率禁旅为中路,采取裹粮长驱、分进合击的战略,在昭莫多与噶尔丹叛军激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里刊发的一组史料,是亲征中的康熙皇帝给皇太子胤扔的上谕,从中可见当时的形势、风土民情及君臣、父子、母子间的亲情等等,对研究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史等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汤河水库

汤河水库位于辽阳市弓长岭区的汤河乡,距市内30公里,是一座以防洪、供水为主兼顾灌溉、养鱼、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工程,总控制面积为1228平方公里,总库容达7．23亿立方米。汤河水库大坝长455米,坝高48．5米,大坝底宽267米,于1998年5月完工并交付使用。汤河水库为太子河的一大支流,上游分东西两支,于坝址前龙山脚下汇合,形成汤河干流,流经小屯镇西双村注入太子河,流径全长90多公里。     

三角湖的可钓之处

三角湖因其水域呈三角形而得名。它位于“百湖之。市”武汉的西南部。东临318国道,北靠武汉市中环线,西南与江汉大学毗邻,面积200万平方米,是正在建设中的汉阳“六湖连通”工程（将汉阳的龙阳湖、墨水湖、三角湖、南太子湖、北太子湖和后官湖与汉江、长江连通,形成动态水网）水系其中的一颗“明珠”．     

试论朱元璋对太子的教育

朱元璋是中国封建社会较有作为的皇帝之一。聘请名师,从幼年抓起是朱元璋培养和教育继承人的重要措施之一。朱元璋仿唐制,设东宫为太子居所,他用当朝军政大臣兼领东宫官职,把政府机构与东宫衙署统摄起来,他以自己多年征战驾驶政坛的经验教育儿子,传授为君道,目的是永保大明“宗庙社稷”。     

南唐冯延巳任职宰相考

冯延巳是南唐政权重要成员,曾经在李璟时期多次担任同平章事,关于其任职情况,史书记载存在诸多含糊乃至矛盾之处,主要表现在冯延巳担任同平章事的时间和职务方面,本文通过对诸多文献的综合分析,得出冯延巳曾经三次担任同平章事,分别为保大四年正月到保大五年四月(由中书侍郎提拔为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罢为太子少傅)、保大十年三月到十一月(由太弟太保、潞州节度使提拔为左仆射、同平章事,罢为左仆射)、保大十一年三月到显德五年五月(由左仆射提拔为左仆射、同平章事,罢为太子太傅),有关文献记载的第四次担任同平章事并不存在。     

清华简《程寤》解读

清华简《程寤》是一篇新出土的有关商周历史的重要文献。本文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原考释的基础上对其作逐句解读，进一步揭示其本来涵义及史料价值。     

太子灵踪塔佛牙研究及在汶上传播原因探析

文物作为人类活动的物质遗存,不仅可以佐证历史中的人和事,还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习惯和现状。现通过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太子灵踪塔地宫中的石函碑文和历史文献上的记载,可以推测出太子灵踪塔的佛牙是唐朝上都章敬寺悟空大师所求佛牙这一点有待商榷;通过所出土的文物还有助于我们分析出:正是因为济宁自古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汶上县曾经因物产丰富而形成的包容性,使得即使处于儒家文化、东夷文化、道教文化、运河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汇处佛教仍然得以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