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地权转变问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同正确解决上地所有制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所有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土地国有到实行土地农有的这样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对土地国有或公有是何时提出的,农地所有权转变的标志及转变的原因等问题,根据不同的史料记载,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简单的梳理。     

农业组织化的实现形式:家庭农场

本文综合论述了发展家庭农场是实现农业规模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科学选择,提出地权整合的家庭农场生成途径和制定《家庭农场法》、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现代家庭农场主、转移农民"让"出土地等针对性对策建议。     

农地确权与农民调整农地的偏好 ——基于1333个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一轮农地确权的政策绩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策目的与农民主观认知的一致性,特别是对农地承包关系稳定的认知与偏好.基于三省1333个农民调查数据,在系统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民调整农地偏好的影响后,研究发现:(1)有40％的农民对农地调整仍然有强烈的偏好,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确权后仍会调整农地".(2)...     

还地权于民是关键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于10月9日召开,在此之前的9月30日,胡锦涛专程来到30年前农村改革的起始点——安徽风阳县小岗村进行考察,并宣示这次会议审议的政策性文件的主要内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且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国内外舆论均认为,这将导致自实行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以来乡村财产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农村经济、乡村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农民问题：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农民是实现粮食安全的经济主体,“谁来种粮”和“如何种粮”的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影响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问题,关乎国民经济全局、粮食生产稳定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重视、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一个贯穿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性课题。土地问题、收入问题、权力问题、发展问题和职业培育问题是新时期正确认识农民问题的五个价值维度;以法的形式还地权于农民、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全方位的农民权利体系、全面提升农民发展能力和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举措。     

还农民地权以公平

最近，一则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新闻．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但新闻涉及的部门再三解释，也让人愈加看不清新闻背后的真相。11月16日，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农办主任夏阿国向某媒体表示，国土部近日已确定在浙江开展农村土地整理改革试点。最快从2010年元旦起，浙江将在全省推广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并逐步实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的健康流转模式。     

中国与西欧古代国家演变的路径分析

中国与西欧在国家起源的方式、发展道路及动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在西欧早期国家产生时,私有制就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支配力量,国家制度及其发展演变,都围绕着以私有地权为核心衍生出的行政司法特权运行发展,西欧国家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演变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中国早期国家从家长制家庭演化而来,整个国家演变的过程就是家庭与国家的逐渐分离以及家庭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明晰化。在家庭权力向国家权力转移的国家集权化过程中,政治上表现为国家机构对家庭的不断集权,经济上则体现为私有制对家庭公社的瓦解,逐渐将分散于家庭公社手中的地权集中到统一的国家之中,形成了国家土地所有权。     

征地权：征地拆迁问题的关键

根据宪法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才能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也就是说，经营性用地的取得或转让与政府无关，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启动征地权，更无权进行强制拆迁。然而，宪法的规定只是一种原则，且我国的宪法不具有司法意义，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定对“公益”和“经营性”进行明确界定，更没有操作程序，致使用地性质的判别完全由地方政府随意确定。     

关于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思考

近几年小产权房逐渐增多,小产权房的买卖蔚然成风。但小产权房的性质让它的购买者的维权问题难以得到解决。许多学者曾从新闻和社会学角度讨论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小产权房问题。本文从法律角度对其相关主体的法律利益关系及合法化理由和合法化途径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中国农村现代化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中国农村一直停滞在前现代的传统时代。而且，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呈拉大趋势。究其原因，除历史传统的“路径依赖”外，更与我国长期人为实行城乡“二元”经济政策有关。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三农”问题愈发凸显，成为制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改革户籍制度，解决农民土地产权，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大力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