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风清朗:儒道的对话与交融

在先秦两汉的文化传统底色上,儒家孔孟人伦的底蕴和道家老庄自然的哲理进行了第一次对话,并在"内圣外王"层面达到了二者理论上的契合;同时,魏晋时期逐步成型并发展起来的士族门阀制度也为儒道的对话即玄学的产生提供了丰沃的政治土壤。通过儒道的对话与创造性整合,形成了风靡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思潮———玄学,并催生了"名教"、"自然"的经典命题。魏晋玄学的诞生,清晰地体现出了儒道交融的轨迹。     

绵延不息的宗族传承——徽州祠堂

正徽州宗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既有三越土著,亦有外迁客民。历史上有名望的徽州宗族有"新安十五姓"与"徽州八大姓",多"聚族而居,最重宗法"。在群山萦绕、溪壑连亘的徽州,宗法制度一直是维系宗族社会的基石,祠堂则成为血脉相承的纽带,尤以明清时期最为发达,呈现出"厅祠林立"的景象。修葺祠堂、编纂族谱、家族祭祀,已然成为徽州宗族必备的社会生活。宗祠的文化精髓祠堂作为宗族社会的标志,是徽州历史发展过程中浓     

汉晋朱提大姓史事

文章对汉晋间,朱提(今昭通地区)五家彝化的汉族大姓的历史事迹进行钩沉阐释。     

论刘裕的成功之道

本文着重分析历史环境造就了刘裕,刘裕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成功地扮演了他的历史角色。文章认为,刘裕是在高门士族彻底腐朽、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作为寒门武将的杰出代表应运而生的。刘裕备不顾身的进取精神、审时度势的敏锐智慧,使他能不失时机地抓住每一关键的成功机遇;刘裕严于律己,知人善任,善于识别潜在敌人,使他能恰当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因而能制人而不制于人;刘裕善于隐蔽战略意图,明确打击目标,注意分化瓦解敌方,故而斗争策略深谋周虑。正是这些主观因素保证了刘裕个人事业的成功。     

简析武则天的用人得失

武则天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位期间很有作为。她下诏求贤,改善用人政策,网罗大批人才为其所用,使唐朝的社会经济继续向上发展,她任用酷吏,滥施刑罚,致使晚年众叛亲离,临死前下台。用人的得失是她政治沉浮的重要原因。     

试论南朝奴客的身份问题--以刘宋符伍问题的讨论为中心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关于"符伍"问题的辨论,反映当时士庶之间在法律规定的量刑标准上并无明确区别;士族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占有土地及奴客的多少;奴客作为士族地主土地上的主要劳动者,其劳动大多是分散的;奴客在法律上不负刑事责任这是人们对奴客的传统看法,晋宋之际,奴客在法律上已逐渐由权利客体成为有部分权力的法律主体,反映了"奴"向"客"身份的靠拢及地位的变化.     

关于地方人物整体研究的几个问题

对地方人物作县域整体性的研究是历史和现实的要求。地方人物既是地域文明的客观产物,也是地域文明的质量尺度之一。历史人物不可避免地沾染一定的地域特色,反过来,他们的个体行为或集体活动影响、推动着地域文明的发展,既便是历史人物资料,至今看来仍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值得我们挖掘、爬梳与研究。     

东晋侨姓士族与江东世族的关系

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了东晋王朝。自衣冠南渡建立政权伊始,中央政权无时不操纵在门阀士族手中,其百余年的统治基本依赖于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本土江东世族的扶持。三国时期以来江东与中原地区形成的从政治到文化的隔阂,江东的吴姓大族和北方的中原士族在政治和经济权益分配等诸方面存在着本能的对立。北方士族要使新生的东晋政权在江东站稳脚跟,必须有意识地拉拢江东世族。北方士族南渡又必然要侵犯江东世族的既得利益,江东吴姓世族和北方侨姓士族,这种既相互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东晋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河北文化教育探源

魏晋南北朝是河北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 ,思想活跃 ,学术繁荣 ,名家辈出 ,经学、哲学、宗教、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成就斐然。这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间文化大融合的必然结果     

士族政治的档案书--谱牒

魏、晋用“九品官人法”取士,所根据的档案是各州郡的“簿状”。其后,士族形成,集合士族家好、族语编成的《百家好》代替了簿状。谱中的高门出仕优先,任官容易升迁。为了保持士族的“纯洁性”,高门只与高门通婚。这情况维持到南北朝末年。隋、唐士族任官的特权丧失了,仍维持着高门之间通婚,唐朝三修士族谱牒,就起到了这种档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