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生平三事考释——兼论《诗品》的撰写动机

《梁书·钟嵘传》、《南史·钟嵘传》等文献皆详载钟嵘上书齐明帝、上书梁武帝、撰写《诗品》等事件。可见此三事在其生平行事中必定占有重要的地位。只有结合相关史料考释钟嵘两次上书的始末原委,才能看出事件背后的思想,即对于士族利益的维护。这是由南朝社会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同时,由于齐梁之际五言诗已成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本,故钟嵘撰写《诗品》表面上是为了给年轻的士族子弟在五言诗创作上提供"准的可依",然究其真实动机,很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占有这种文化资本,进而维护士族在文化领域的优越性。只是与两次上书相比,钟嵘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在《诗品》中是一种隐性的存在,然殊途同归,二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徽州姓氏研究——《徽州大姓》评析

《徽州大姓》对徽州方、王、江、洪等25姓氏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别阐述其发展的脉络,并介绍不同姓氏宗族的独有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为进一步了解徽州和进行徽学研究提供了一把钥匙。     

论侯景之乱对南朝阶级关系变动的影响

侯景之乱是南朝梁武帝统治时发生的一场重大政治混乱,对南朝后期阶级关系变动有很大影响,主要表现为:士族地主阶级政治地位下降,庶族地主阶级政治地位上升;奴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成为国家土地上的自由民,有的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私人武装以募兵方式得到发展,有些军事长官还成为陈朝时的重要人物。     

试论魏晋关中士族

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决定了魏晋士族在各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由此形成了区域士族。关中士族是魏晋区域士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发展过程中,既具有士族的一般性,又有区域士族的特殊性。对区域士族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魏晋士族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书香门第:江南士族门阀的文化隐喻

门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其依赖的社会形态、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士族家族等方面。新时期魏晋士族研究的成果还是保持着一定数量和质量,仇鹿鸣沿用政治集团分析学说,对士族门阀的文化转型进行了新的考证,视野相当灵活。士族门阀与书香门第有着文化隐喻关系,从中国文化内在演进理路分析,书香门第已经成为士族门阀在江南的文化隐喻,从士族门阀到书香门第是一种向文化本真状态的回归,这涉及古代文化从原生到发展过程中认知模式的投射,能够加深我们对自身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和特征的了解和认识。     

门阀士族的文化特质与寒人的兴起

南朝寒人势力在政治上的兴起,文化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是其重要因素。自永嘉之乱,来自北方的门阀士族大多迁徙到江南地区,北来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南地区文化取得长足发展,寒人也从中受益,南朝寒人兴起也正是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开发的重要结果之一。     

从《华阳国志》看东汉巴蜀地区的士族文化

东汉是士族产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而晋人常璩撰述的《华阳国志》以巴蜀地区为中心,保存了相当多的地方历史资料。通过对《华阳国志》的考察,可以看出汉代尤其是东汉,在尊经崇儒的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渐趋深入,造就了一批敦儒崇文的地方士族,到东汉中后期,巴蜀的地方士族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家族层面而言,地方士族形成了自身的活动方式,具备家学、家风等特色;就地区而言,士族在地方学术文化中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浅析南朝士族的婚姻

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家族地位以及扩大家族的影响力,婚姻中实行严格的身份内婚制。而南朝时由于改朝换代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士族通婚的对象逐渐扩大,封闭的婚姻圈被打破,士族所具有的特权也随之逐步丧失,士族走向衰落。     

东晋东朝“侨姓”萧氏的发迹史

兰陵萧氏于西晋永嘉乱中南下过江,定居晋陵群境,门户原本低微,家族地位不是,处境维艰,刘裕建宋,结束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晋宁二代屡有北伐,为庶族了子北提供了建立军功的机会,萧氏凭军功起家,靠“国婚”显贵,最终创建了齐,染两个王朝,成为皇族,并自高家门,跻身于四大“侨姓”之一。     

《杨氏之子》教学设计与说明

[教材分析]《杨氏之子》选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该书是一部主要记载汉末至晋代士族阶层言谈轶事的小说。《杨氏之子》一文,情节简单,语言幽默,颇有趣味。讲述了梁国姓杨的一户人家九岁男孩机智聪慧地应对别人的故事。文章着重描写九岁孩童与客人笑谈的经过,孩子那机智巧妙的对答,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