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证人证言档案的特点及其作用研究

重庆大轰炸证人证言档案具有来源直接、可靠,内容真实、立体等特点,对于丰富重庆大轰炸档案的馆藏数量与结构、还原重庆大轰炸时期的历史事实、构筑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民族立体记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试析抗战时期日本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

受抗战时期政治环境及舆论导向的影响,日本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中,不是夸大日军所谓"战果",就是夸大中国损失。今天看来,其中有些报道和记录恰是日军侵略中国、轰炸重庆的"自白书"。认真梳理相关报道资料,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个建议①——桂林山洞教育

(一)根据几件真实,甲、桂林山洞甲天下,这些山洞不但是天然的防空壕,而且是天然的民众校舍。乙、十一月三十日空袭警报一发,老百姓即到这些山洞里去避空袭。我所到的地方叫做稚山岩,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地集中在三个比较大的洞里,听人说像这样的地方,在桂林有百数以上,不知是否正确。自从昨天大轰炸以后,人民进洞躲避的自必更加踊跃。     

重庆大轰炸的防空黑洞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迁往重庆。日军为了威胁中国政府早日投降,不断派遣大批飞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国民政府成立了防空司令部,任命刘峙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防空部队,     

大后方作家的重庆大轰炸记忆与书写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了大后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批作家汇聚重庆,重庆地位提升的同时也成为了日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日军对重庆进行了多次狂轰滥炸,不仅造成了大量物质财富的损失,也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无数创伤。作家们不断地用不同方式书写着这段记忆,通过记忆书写还原着这段历史,战时的体验与记忆因而成为了我们民族宝贵的记忆与珍贵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创伤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以纪录片《重庆大轰炸》为例

正作为抗日战争宏大叙事的一部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记忆遵循其特定的叙事方式。美国学者科布尔(Coble)发现,战争记忆与战争本身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对于抗日战争的记忆也具有时代差异: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抵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为核心的"胜利叙事"起主导地位,但从90年代中期起,"胜利叙事"被以中国人民遭受百年耻辱为主的"受难叙事"取代。①这种差异显示了战争记忆并非只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是对过去的建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本质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而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记忆有赖于特定群体对于过去     

抗战期间轰炸重庆的日军所属部队和武器装备

为了达到"以炸迫降"、"以炸迫和"的战略目的,日军对"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本文对此间日军轰炸重庆的所属部队和武器装备进行了简要分析。     

伤痛记忆:日军大轰炸航线图北大核心

1938年,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中国广州、武汉等城市,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日军凭借空中优势,掌握了制空权,对重庆、成都、兰州、贵阳、桂林等大后方开展大轰炸。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作为当时的“川东门户”,在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中损失惨重。据重庆市万州区档案馆史料记载,1939年1月-1944年,日军共出动飞机679架次对万县实施轰炸,共造成1343人死亡,6778间房屋被毁。     

重庆大轰炸在蒋介石日记中的书写

重庆大轰炸是日本侵华暴行的重要罪证之一,无论普罗大众还是战时领袖均深受其害。蒋介石作为重庆大轰炸的见证者、受害者、抗击者,在其日记中对此有着丰富而翔实的记载。在蒋介石笔下,重庆大轰炸是其直观感受最强烈的战争行为,蒋不断突破对战争的既有认知,又不时被民众的不屈精神所感动。蒋介石眼中的大轰炸不仅仅是一种战争行为,还夹杂着日军横暴、弱国无奈、空军不堪、人心动摇、大国压迫等多重意蕴。品读蒋介石日记有关重庆大轰炸的记载,我们可感受到战争的惨烈,也折服于中国民众悲壮的抗战精神;可感知因战时国家贫弱而不能有效保卫民众生命的无奈,更要倍加珍惜当下和平环境。     

抗战时期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的护国表现

1937年底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为摧毁我抗战意志,日寇将战时首都重庆作为战略轰炸重点。1938年初即进行试探性轰炸,此后开始了持续长达五年多的重庆大轰炸。尤其是1940年至1941年间,日寇集中了超过中国全部空军力量总数的兵力,配备新型的重型轰炸机,对重庆展开了代号为“101号作战”和“102号作战”的毁灭性的地毯式轰炸,无论是军用设施还是民用设施,飞机所到之处,皆施以狂轰滥炸。日机采取批次多、时间长的疲劳战术连续攻击重庆,集中轰炸市民住宅、机关、学校、商店等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无差别的狂轰滥炸,“使我万千同胞骨肉横飞,使我数十万城市居民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