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大轰炸”

“全体小编听令!下个月中旬,编编们带薪出游丽江一个星期!”阿Sir放了一个“甜蜜”的大炸弹,立时,啪啪啪……编辑部掌声噼起,灿笑齐放。     

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例

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38-1943年对重庆大轰炸的相关报道为话语文本,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出发,对媒介文本的内容进行分类和量化分析,从报道量,报道内容和报道走势三方面,探讨该报重庆大轰炸报道的新闻理念及运作实践,从一个侧面考察二战期间西方主流媒体上的中国抗战首都重庆形象。     

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日军轰炸的意识演变—以1938-1943年《国民公报》等报刊为主体的考察

1938年2月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轰炸之初,虽然引起了重庆民众的惶恐不安,但由于肓目迷信观念和侥幸心理作祟,在对待政府所倡导消极防空最善之法—疏散人口上,市民遵从政府的劝导者不多,而徘徊观望者众。经过1939年5月至1941年9月间的狂轰滥炸后,民众的反应仍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为镇静有序、遵命而行;一为听天由命、罔顾政令。至1941年10月后,随着日机对重庆轰炸次数的逐渐减少,重庆民众对于轰炸之惨状,似乎也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重新回到关心自己当下的、琐碎的、现实利益的生活轨道,对防空等战时公共事务不再多加关注。     

抗战时期重庆防空洞管理处述论

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的防空工作临时应急下的产物,国民政府成立防空洞管理处以期收到“亡羊补牢”的效果。防空洞管理处成立后,根据陪都战时防空工作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并采取各项措施加强了对全市公私防空洞的统一管理,在反空袭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防空机构庞杂、管理机构重叠、运转经费不足,也由于抗战后期日机轰炸重庆的实际次数减少,重庆防空洞管理处有限度地发挥了其在反空袭斗争中的作用。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

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残暴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大量市民的非正常死亡和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反对日机轰炸的进程中，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无限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重庆大轰炸下的“跑警报”岁月

正"飞机头,二两油,鹅公岭,挂红球。日本飞机丢炸弹,山城到处血长流。跑不完的警报,报不完的深仇。"当我们仔细聆听这首抗战时期在重庆流传甚广的童谣《跑警报》时,时光仿佛又回到了70多年前那段重庆大轰炸下的"跑警报"岁月。空袭之殇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之中枢——战时首都以及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另眼看档案北大核心

2013年,在成都商报社积极响应下,四川省档案馆与成都商报社联合在《成都商报·大周末》上创办了档案文化专版——“档案时空”。媒体与档案工作因各自发展的需要,不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融为一体,互相促进。不知不觉,这个“交道”一打已经三年了。虽然专版涉及的档案资料只是档案馆馆藏中的沧海一粟,但对参与者来说,合作的这段经历却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