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外交保障占领”方针

"外交保障占领",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若槻内阁按照以前做出的预案而做出的重要方针,核心是追认军方的行动合法,尽力以外交手段美化军方的侵略行为,以使让世界各国"谅解"其占领的合理性。日本政府一方面连发声明、说贴欺瞒各国,为关东军的侵略辩护,将中日纠纷责任推给中方,渲染自己的"不扩大"方针;另一方面又为军方无视须与政府"商洽"的约定而不断扩大事态感到越来越难堪,终致若槻内阁垮台。12月13日,犬养毅组阁,抛开"外交保障占领"的遮羞,赤裸裸地奉行支持军方的方针。     

唐代“安门物事变”史实考辨

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武威也很快发生粟特人的反唐斗争。第一阶段始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因哥舒翰兵败灵宝引发,翌月安禄山部将高嵩招诱河、陇将士,加剧了武威群胡的变乱,但遭镇压;第二阶段始于次年正月,武威粟特商胡安门物与河西兵马使孟庭伦共同起事,杀死金城太守及河西节度使周佖,翌月被太仆卿崔偁等平定。分处在东北与西北的两位粟特安氏竖起反唐旗帜,东西呼应,对唐帝国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     

北宋末卜漏事变述评

宋徽宗政和五年泸夷大首领卜漏在泸南起兵反抗朝廷，系当年赵宋朝廷第一军国重事。卜漏事变的性质较复杂，称之为起义或叛乱，均不甚确切，或可定性为泸夷民众因反贪腐而起兵，被野心家卜漏利用的超大型群体事变。宋高宗时，将平定卜漏事变作为宋徽宗“好大黩武”的例证之一，将事变的平定者赵遹定罪为“泸南开边”的祸首，虽然出于对“六贼”的义愤，但与史实不符。赵遹并非宋徽宗的宠臣，不是“六贼”的同伙，他在宋徽宗时或许算得上一位反对贪腐的正直之士、较有作为的干练之臣。     

庚子时期直隶提督聂士成行实之再检讨

庚子时期，直隶提督聂士成身处义和团、联军及官吏弹劾的交困之中，进退失据，战殁于八里台。梳理聂士成在这一时期的行实，发现有一些问题有重新讨论之必要。聂士成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并非始于落垡之战，在他派杨慕时、邢长春等驻扎高碑店、涞水之时便已开始。杨慕时在刚毅等人赴涿州察看期间与刚毅之间的冲突事件关涉颇多；文献中记载聂士成出卖大沽炮台及与洋人通气等细节，是探究聂士成通洋事件发酵的重要线索。沿此反观，涿州哨兵军服事件的重要性便得以凸显；聂士成尸体收敛回南及身后请恤过程中，李鸿章都有参与。再恤诏书强调聂士成追随已故李鸿章征战之功绩，杨慕时等人一再强调的守卫天津之功并未在诏书中得到肯定。以事件串联，将聂士成置于横向与纵向的历史场域中考察，可以避免因所用材料时间顺序混乱而得出错误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