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伍子胥列传》的悲剧意蕴

悲剧意蕴是在人困难与不幸中展现的人格力量以及引发的怜悯、悲恸和为之动容的震撼与陶冶。司马迁儒道融合的生命意识形成了他特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及他自身的悲剧经历,形成了他的悲剧意识。《伍子胥列传》充满了一种抗争、豪气的悲剧精神。     

《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

《伍子胥变》在情节上对唐前史籍特别是《吴越春秋》多有因袭，但在复仇行为等细节上，它又大胆虚构，突破了伍子胥故事在以往流传中所形成的注重史实的模式。这些变化是与唐代血亲复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学上的反映，其学史意义值得注意。     

吴王墓之谜

春秋末年，江南的吴国和越国也加入了争霸行列，当时的吴王阖闾先后任用伍子胥和孙武为帅，吴国得以强盛，称霸一时。     

郧县“伍子胥堰“辨考

郧县城东、西各有古代所修大堰,灌溉良田万亩,历为地方志所载.明、清朝渠有毁圮用水争讼,地方官则必组织维修或予以调解,并勒碑记之.此类亦为地方志录载.此二渠俗称"盛水堰"、"武阳堰",方志、现存古碑亦用此名.但清末民初,郧县乡间文人将此二堰讹传为公元前506年吴、楚之战时伍子胥追杀楚昭王至郧县时所修,名之为"伍子胥堰".这是误把春秋时古郧县(今云梦、安陆)混淆为今日鄂西北之郧县."伍子胥堰"之说近年在十堰及所辖郧县大盛,但此说不合史实与方志、古碑所载.     

论《越绝书》、《吴越春秋》的“小说家言”

在我国文学史上,伍子胥的形象定位经历了先秦著作的智谋忠直—《史记》的烈丈夫—《越绝书》的知恩图报—《吴越春秋》的神化英雄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正好印证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是如何由史传发展为小说的。     

先秦子书与伍子胥故事

伍子胥作为春秋时代的风云人物,曾引起战国时期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广泛注意和深刻思考,其故事不仅见录于先秦史籍,而且也见载于诸子著作.与史家记载不同的是,<韩非子>、<吕氏春秋>给伍子胥故事增加了一些新的情节和人物,这不仅丰富了伍子胥故事,而且也使这一历史故事的小说意味愈加浓厚;<荀子>、<庄子>等对于伍子胥形象虽然大多只是简短的点评,并不讲述故事,但都对伍子胥的品格给予了道德评判,形成了伍子胥忠贤、强谏的人物形象.这些引迷和评价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在思想内容上促使伍子胥的忠臣形象成为后来故事发展的内在灵魂;在表现形式上,推动了伍子胥故事的小说化和文学传播,显示出子书向小说转变的趋向;在文体上,则体现了中国早期小说的某些重要特征,如譬喻故事加议论的叙述模式.     

“郧阳”语源与司马迁——“郧阳”得名种种说法考略

关于“郧阳”的语源，以前有四种说法：1）源于古代郧国说；2）源于伍子胥说；3）源于古代郧国移民说；4）源于古代天外飞来陨石说，本认为这四种说法均不可信，提出了该语源于司马迁《史记》中的用字假借现象这一新的看法。     

端午节与吴楚文化

端午节源于纪念春秋时期昊国军事家伍子胥,和源于纪念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传说在吴楚地区流传了两千多年,而且两地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端午习俗。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楚地区会有如此相同的传说与习俗,而且能绵延不断的流传两千多年呢？这与吴楚地区的文化生态小生境和文化传统有关。     

苏州城门

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受吴王之命建阖闾大城,周长四十七里。动工之初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通门二八,水道陆衢”（《吴都赋》）,建水、陆城门各八座,“西阊、胥二门,南盘、蛇二门,东娄、匠二门,北齐、平二门”（图1）。“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聪”。“二八城门开道路,     

论《伍子胥变文》中的儒佛交融

《伍子胥变文》在佛教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其中却深蕴着儒家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如儒家的“天人感应”、“孝道”、“惩恶劝善”等思想,体现出儒佛交融的特点。考其缘由,在于佛教作为一外来文化,要想在儒家思想文化深厚的本土生存、发展,必须要对共同的伦理内容给予强调和突出,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以努力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