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佛道“道法自然”论争及其影响

“道法自然”是《老子》的重要思想,也是初唐佛道论争中的主要思想论题.随着这一义理论争的深入,道教在回应佛教批判的过程中吸收了部分佛教的思维方式,并对佛教的相关重要概念加以改造利用,从而将“道法自然”的解释提高到“重玄学”的高度,使得其理论思辨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同时,在争辩的过程中,佛教对“道法自然”的解释也随之不断深入,如澄观以“一真法界”来解释“众妙”,宗密以“法界”来解释“从本降迹”和“摄迹还本”等,都说明佛教界也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来融会贯通老庄思想.通过详细考察初唐佛道二教对“道法自然”的不同理解、争辩的过程,以及这场论争终止于唐玄宗御注《老子疏》的经过,可以说明道教重玄学思想中的佛教因素,以及佛教对道教“道法自然”思想的批判与吸收.     

“新诗有无传统”论争述评

文章对自上世纪末延续至今的"新诗有无传统"论争进行考察分析,分别从论争的发生、内涵的澄清、外延的扩大和论争的余绪四方面入手,以期梳理出这次论争的脉络,接近论争的本质,解读此次论争的反响与意义。     

对我国高职教育层次与类型问题论争的反思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教育界从不同立场出发,围绕＂我国高职教育是属于高等教育的专科层次还是属于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类型＂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争论的实质是我国高职教育应该如何改革和发展,即高职教育发展观问题。文章从国家发展战略和学生利益角度对这一论争进行了反思。     

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世纪论争与理性反思

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述,20世纪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和学术争鸣。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精深之处在于其研究经济蕴涵的伦理动因,为伦理寻找合理性的解释,以及他关于天职观念或人的职业责任心的论述。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偏弊之处则在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起源时期的复杂情况,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天主教国家的资本主义排除在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忽略了资本主义精神贪婪和追求享受的一面,含有为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精神辩护的政治色彩;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情结使得他对非西方国家的伦理探究走向了＂负面的理想型分析＂。超越韦伯伦理思想的狭隘视域,要求我们在批判韦伯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同时正确认识西方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在批判韦伯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同时应当防止用华夏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最关键的是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继承祖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博采众家之长,真正创造出一种既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有民族特色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型伦理文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

如何控制死刑问题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通过分析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揭示了我国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对死刑立法进行重新配置,重构我国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有效控制。     

中华文化公案：“止戈为武”之争

《左传》中关于楚庄王“夫文,止戈为武”这一命题的记载在中华文化史上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对这一命题的不同理解,引发了语言文字学和哲学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论争。语言文字学层面主要是对“武”字在文字结构方面所涉及到的问题的分析讨论,哲学层面主要是对“止戈为武”这一命题隐含的战争观、军事观、武德观等进行的考察探讨。所以这一论争具有训诂学和文化社会学上的双重意义。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之论争

沈家本、伍廷芳完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后,光绪帝令地方将军、督抚和都统等军政大员就草案进行讨论,以张之洞为首的封疆大吏纷纷上折对草案加以批评。以地方大员组成的保守派与沈家本、伍廷芳为代表的改革派之间关于本草案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刑讯、逮捕、刑事裁判、判案后查封产物、律师、陪审等六个方面。《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论争实际上是清末“礼法之争”的前奏,其实质是中西法律价值冲突以及法律变革的路径分歧。     

还原“三好”含金量成就德育新亮点

近几年围绕“三好学生”评选制度存废问题,从学校到社会、从百姓到专家,议论得沸沸扬扬,热闹非凡。影响几代人的“三好学生”评选,如今变成了一个耐人深思的问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课文论争及教科书儿童文学编选原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成为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主体,也由此引发了诸多论争,包括其主旨是激趣还是教化,内容是为审美还是为实用,课文体裁是多文学还是多文章,其语体是用白话还是文言,用字是追求艺术还是科学等。如果能辩证地看待这些不同的观点,兼顾双方的合理性,则可为确立当下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儿童文学课文编写的基本原则提供借鉴。     

解读鲁迅的病史档案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对鲁迅的直接死因产生了怀疑，认为鲁迅之死，是为日本须藤医生所害，从而引起一场学术论争，这一问题有待专家去解决。读到由上海第一结核病防治所整理的《鲁迅先生病史摘录》的档案后，看到了鲁迅人生中的另一半历史，引发了我们解读的兴趣。这份档案中记载：鲁迅的“吸烟史33年，每天约50支，55岁减至每天15支”，鲁迅人生的另一面从这里展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