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理性法内涵及其形成条件

形式理性法是指具有高度预测性的法律规范体系,可以用于任何调整目的。官僚型的政治统治类型、主体权利不断扩大、三权分立及相互制约、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以及法学思维的更新是其形成的政治条件。中国法治需处理好传统、现代、后现代三种思潮关系,只有在公权力受到制约,人民权利得到保障,法律职业家团体成熟的背景下才可能实现。     

高校内部教育评价中的冲突归因及治理路径——基于官僚制定律的解析

我国高校内部教育评价活动既有助于加强教学质量保障,也产生了一些冲突.从组织管理的视角来看,这些冲突可以部分地运用官僚行为理论来进行归因及治理对策分析.高校内部教育评价中的冲突缘于控制与反控制、监控与执行以及惰性力量与变革力量之间的互动,而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利益之争.评价的管理者与被评者之间、实施者与被评者之间以及被评者相互之间均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利益博弈.冲突的解决可从寻求共识和协调利益两方面着手进行.     

浅析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官僚制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韦伯从权威结构理论与组织类型、官僚制的内涵及其特征构建了官僚制,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不断地遭到各种批评与指责,但是韦伯所开创的理性与科学的研究范式在目前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中国面对当前＂官僚制＂发展不足的现状,要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吸收官僚制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官僚＂体系。     

政府俘获:一种值得警惕的腐败新形式——郭京毅案的研究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被证实的政府俘获的典型案件,郭京毅案对认识转轨期中国政府俘获问题的特点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郭京毅案件说明,现阶段中国的政府俘获问题是一种决策型的腐败,是决策权和执行权合谋的产物,是权力和资本交易继续向纵深发展的体现,职能部门的中层技术官僚成为俘获者企业俘获的主要目标,且这种行为具有很深的隐秘性,因而带来的危害性和损失也远远大于执行性腐败。     

杨度在宪政编查馆任职新考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预备立宪期间设立的一个负责全国宪政事宜的机关,杨度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进入该馆,此后便供职于此.杨度曾以"民党"的姿态出现,因此,他进入宪政编查馆一事,曾被报刊媒体称为"党魁入政府之嚆矢"[1],他在宪政编查馆的作为,被人们赋予"民党"影响国家大政的象征.     

中国哲学“知”的观念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近3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它的具体表述是:"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本人把原因归结为这么几点: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阻碍了新观念的接受与新技术的催生;中国没有具备适宜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中国人     

高校问责:五个基本问题的反思

反思高校问责必须探讨其逻辑假设: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高校责任实现途径及其与问责的关系,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之间及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关系。问责动力系统模型表明制度供给、伦理途径、降低交易成本是解决当前我国高校问责动力不足的根本途径。由于高校问责行政化的弊端和困境,非行政主导的多元问责模式将是高校问责制改革的方向。走出高校问责的官僚政治等多方面困境,须从元制度、保障机制和实施机制等多层次制度供给入手。     

法律维度下的汉冶萍公司兴衰检视

汉冶萍公司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产物,曾被誉为亚洲第一雄厂,代表着一代精英实业救国的梦想。但时值国家民智未开,国民严重缺乏理性的财产权观念,再加上其深处封建生产关系的泥沼,本身又得不到来自宪法授权的国家权力的强有力保护,因而在历次对外贸易中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盘剥与压榨,继而走向衰亡。用法律的理性思维来检视汉冶萍公司的兴衰过程,可折射出一幅近代中国身处逆境仍挣扎图强的图景,同时也为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若干启示。     

“企业家政府”理论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官僚制的优点逐渐黯然失色,并出现了官僚制困境。美国行政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为了使政府走出困境,在合作撰写的《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了改造官僚制政府的"企业家政府"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企业家精神",即合理运用资源、注重效率的精神,这对我国政府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的行政改革应注意与行政环境相适应和处理好政府与公民、市场和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