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现优先权争夺引发的负面影响

科学界频繁出现的科学发现优先权争夺现象给科学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科研工作者常常为了优先权将远未成熟的科研成果发表出来,造成遗憾;有时为了保护优先权被侵犯影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影响科学发展进程;甚至有人不惜违背道德规范,在科研中作伪。这些为争夺科学发现优先权而引发的影响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为了消除...     

清末“礼法之争”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清末＂礼法之争＂在实质上导致了中国法律的转型,开启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所倡导的＂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变化思想,得到有力的实现。通过对＂礼法之争＂前后两则判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清末司法官员在实践层面扬弃法律传统、促进法制现代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庚子围攻使馆之和战问题补证

1900年,清廷在围攻外国驻华使馆的同时,同公使们维持了长达一个月的交涉往来,这是由外围战局决定的,也体现了清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势力消长.主和派渴望由公使转圜和局,荣禄及总理衙门同外国公使商议休战、护送出京、电报平安等问题,却无奈主战派不放弃围攻,形成了奇特的既进攻又和谈的局面.综合"战"与"和"在具体情境下的错综...     

崇尚杜诗，推尊诗教——《宋金三家诗选》述略

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与清代宗宋诗风影响下的宋诗选本有着明显区别。受《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和《御选唐宋诗醇》影响,此选仅选录苏轼、陆游和元好问三家之作。在评点苏轼时,重其题材和内容的开拓作用;评陆游和元好问时,重其社会政治内容的阐发。《诗选》的其基本诗学立场是以杜甫为典范,尊唐黜宋,与早年并无差别。     

黎玉範與手抄本《聖教孝親解》

明清之際來華西班牙傳教士黎玉範(Juan Bautista de Morales,O.P.1597-1664)的中文作品《聖教孝親解》,是“禮儀之争”事件的一份重要文獻。它力圖向中國人闡明天主教在“欽崇一天主”的前提下孝敬父母最爲正確,不需實行“祭獻死人”之“虚事”,勸誡中國教徒放棄祭禮以保證聖教信仰的純正;他爲捍衛這一立場而反對耶穌會的“調適”路綫,并親歷險阻至羅馬面請教宗裁斷,從而引出中西文化的大討論。本文通過比對梵蒂岡圖書館和羅馬國家檔案館的三種稀有抄件,給出完整的校對本;并透過這件藏品在梵蒂岡圖書館的特别保存方式以及后來衛方濟神父(Fran?ois No?l,1651-1729)通過翻譯“中國六經”這一艱辛道路開掘認識中國的方法,討論如何把握、比較和融匯異質文化問題的歷史經驗。     

《拿来主义》逻辑问题论争再思考

关于《拿来主义》的逻辑纷争实际源于概念之争。“大宅子”应该以比喻论证还是类比论证视之？“拿来”“拿来主义”及当今的拿来主义三个概念有何区别？这些概念为何会引起如此这般的争讼不息？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混淆了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两个概念,误以逻辑矛盾评判拿来主义中的诸辩证概念、辩证命题,才致引发教学解读纷争不断。     

主体之争与西方当代行为艺术理论中的身体悖论

由于表演媒介与身体的特殊关系，诞生之初的当代西方行为艺术就引发了主体之争：它的承担者到底是非具身性的自我(disembodied self),还是具有主体性的身体?抑或是二者的混合物?围绕着身体的身份问题，众多艺术家和学者介入了延续至今的理论博弈。由于大多数参与者都采取了折中策略，相关理论话语中出现了至今尚未被消解的身体悖论。在身体的地位被凸显时，它的主体身份则被遮蔽乃至否定。即使在肯定身体的文本中，不彻底之处也清晰可见。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清除残余的非具身性自我概念，建构从身体-主体概念出发的艺术理论。     

清初来华传教士德理格与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牵涉到了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给17和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围绕这场争论，天主教各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遣使会士德理格从反对中国礼仪到赞同中国礼仪的转变表明中国礼仪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文化冲突，也说明中西文化只有经过碰撞冲突才能达到认同。     

浅析唐王朝衰败的原因

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疆域辽阔,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但是自"天宝危机"以来,唐朝的政治经济开始从向衰落,天下没有不亡之国,在种种因素的促使下,唐朝最终走向衰败直至灭亡。在唐朝的衰败过程中有多个因素的作用。本文就唐王朝衰败的原因作分析。     

1906~1917年美国职业教育运动学术史

职业教育运动(1906~1917)自爆发至结束虽只有11年,但却对美国20世纪的职业教育和公共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学者也相继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对其展开了许多相关性研究,而在国内却不多见对该运动的专门研究,对职业教育运动的研究情况展开研究的更为少见。本文在充分占有研究材料的基础上,从总体状况、杜威等重要人物及其思想争论、全国工业教育促进会、《史密斯—休斯法》等方面,梳理了数十年来中美两国学者对1906~1917年美国职业教育运动的研究历史,分析职业教育运动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相关研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主张在把握职业教育运动总体进程的同时,强化从不同侧面推进相关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