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曲文人化历程中的“汤沈之争”

在南曲文人化过程中出现的"汤沈之争",聚讼的焦点在于曲这一文体的本质属性是音乐性还是文学性的问题。这代表着文人曲家已经将曲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来确立其不同于传统诗文词的特征。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文人曲家更强调曲体的文学性,以沈璟为首的则更强调音乐性,最终达成了"合之双美"的结论。     

论中国古代故事制度的政治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中充满了引用故事和实施故事制度的行为,成为许多政治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皇帝和官僚在政治斗争中利用故事作为实现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工具,并凭借政治实力的密切配合取胜。故事之争使政治斗争公开化,政治派别明朗化,这是古代政治斗争的主要公开形式之一。故事制度的政治作用完成了古代政治体制的许多重要机制,从而使得几千年来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能够延续、重复和演化。     

围绕东盟的龙象之争

一条自中国昆明，经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最后抵达新加坡的中国一东盟铁路，刺激了印度一东盟铁路的诞生，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竞争呢?     

哲人日益远 典型在夙昔──论杜亚泉的文化观及其中西文化争论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杜亚泉已被尘封了近八十年。杜作为“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今昔皆有定论。但由于“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中西文化的识见不尽相同,以陈独秀为主笔的《新青年》发起声讨《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从而引发了一场２０世纪初叶我国学术界的激烈论战,自１９１５年起延续十余年,先后参与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彼时潮流所向,西风压倒东风,社论战失利,辞去《东方杂志》主编后,穷病以殁——而其“封建卫道士”之称似已定论。文章试拂尘埃,研读论战双方,联系今昔,对杜亚泉的文化观及其东西文化之争论重新作了评价。     

阅读教学的“边界”在哪里?——兼评关于《背影》教学的“李韩之争”

对“李韩之争”的各种观点进行清理、总结,寻找其原因.“争论”需要有统一而权威的判断标准和考查问题的系统分析框架,才有其价值意义.通过讨论这个标准和分析框架,可以划定阅读教学的“边界”.用这个标准和分析框架对“李韩之争”进行点评,即可看出争论的高下.     

丙申之祸及元丽关系

公元1356年(丙申之年),高丽恭愍王以元顺帝奇皇后弟奇辙谋反为名尽诛奇氏家族及其党羽,史称丙申之祸。这一事件既是元廷帝后斗争的产物,也是高丽谋求摆脱元朝控制,争取独立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斗争,它深刻影响着两国的关系。     

科学争议与网民的认知变化——基于腾讯微博“崔方之争”的内容分析

崔永元和方舟子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论争,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通过分析网民对腾讯微博中崔、方转基因食品安全争议的评论,剖析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认知的变化。研究发现网民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态度逐渐显著,网民对事件的态度流露出多为情绪化、非理性的态度,甚至参与到崔、方的争论中。随着事件的升级和影响的扩大,网民对转基因更多的态度是建立在对转基因食品不了解基础上的反对态度。数据反映出专家学者观点的缺少,编码—解码过程中媒体观点和网民产生的差异,都是面对争议性科学问题传播时值得关注的现实。     

清末编修民律之争议

宣统二年底,大清民律草案脱稿,但未能核定颁布。不久,清王朝覆灭,清末民律编纂成果付诸东流。然而,这样的结局,不仅是时势使然。通过考察民律编修前"民""刑"概念的分野,朝廷各方对民律的关注和讨论,民律脱稿后朝中的人事变化,民律核议时有关亲权条文的争议,以及报刊舆论的反响,可以呈现修律过程的复杂性,民律的结局是朝中不同意见妥协的结果,不宜简单地以传统与现代、进步与局限来评判。     

从“总部之争”到“一体化”——以成渝经济区为例

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增长极分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翼城市群。这几个经济圈的成功经验充分显示了集聚和规模的巨大效应。我国西部地域辽阔,成都、重庆作为西部的两个超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旗鼓相当。他们应该采取竞争策略,争作西部总部,还是应该联合起来走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成都、重庆的发展特点的比较分析,提出成渝一体化发展道路的构想,并分析了一体化后带来的经济效益。     

陈独秀的“金学”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小说之争”

陈独秀关于《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的论述,集中体现了陈独秀的"金学观",而要全面了解陈独秀的"金学观",则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小说之争"说起。尽管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在《金瓶梅》乃至其他小说的评论上多有分歧,但他们以白话小说为教本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