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法学课程体系中法学实践课程的创新——以模拟法庭教学为视角

学校发展医事法学课程体系建设已经初具雏形,但其中法学实践课程的贯彻与落实仍存在思路不清、重医轻法、缺乏经验等问题。模拟法庭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法学实践课程形式,将之引入医事法学课程体系之中,对于丰富、完善法学实践课程、实现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和创新有着深刻的意义。     

关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分析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关于刑事诉讼的相关理论也处于不断完善趋势,且带有鲜明的特色社会主义色彩。从刑事诉讼角度出发,我国在相关法学理论方面较为丰富,不断探索出较多适用于的各阶段发展中的理论,对进一步完善刑事法治可起到关键性作用。本文主要从司法职权合理配置、刑事证据、程序正义、人权保障以及创新改革等理论着手,对刑事诉讼涉及的法学理论进行探析。     

政治宪法学:资源、实践与理想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是近年来中国法理学方法论争议的焦点之一,但这一争议以实证法秩序的技术自主性或实效性为中心展开,未能穷尽转型中国法制与法学的全部议题和方法,甚至存在严重的缺漏。政治宪法学追寻政治法学传统,属于广义社科法学的分支,但不属于二战后偏重法实效检验的社科法学,而是早期现代偏重制宪过程与政治规范的、融合传统秩序与有限理性的立宪学。政治宪法学在英美和欧陆有着丰富的早期现代资源和当代发展,展现出对宪法的政治性与规范性的整合理解与辩证认知。中国政治宪法学基于共和主义立场,审慎解释和建构中国宪法的实践理性和国家理想,是转型时期法治中国的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法律科学。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现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学院校遍地开花;政法学院进退维谷;教研室体制割裂了法学各个学科间的有机联系;教学形式死板僵硬。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整合法学院校,取消现在的政法学院,打破教研室体制的限制,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化。     

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

法学教育专业是国家教育部的紧控专业,这是各级各类学校都在开设法学专业的必然结果。多层次的办学,使法学教育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从招生到培养目标都各行其是,极大地影响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影响到我国的统一法制建设。因此,国家法律人才的培养应当由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来承担,并根据国家的需要确定高等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     

高校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实践路径研究

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要求和重点环节。随后,各地高校积极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开展了多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改革,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实践中,高校法学专业课程思政改革依然存在目标价值定位不明晰、课程思政示范带动不足、教学设计因循守旧、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考核评价体系不成熟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从明晰价值定位、创设示范课程、优化课程设计、提升师资素质、健全考核评价等方面探寻实践进路。     

交叉学科研究引领法律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为响应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回应法律人工智能行业需求,高校法学教育亟须作出相应调整,但目前法律人工智能教育仍停留在通识性教育层面,存在课程内容割裂、理论实践相脱节、创新实践机会不足等问题,现有教育模式不适配法律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因交叉学科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跨学科团队合作为重心,以知识融会贯通为重点,在法律人工智能创新教育中能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未来提倡学生参与项目申报,吸纳学生参与项目调研、数据标注、知识整理,参与创新竞赛等创新实践,以学生深入参与科研全过程的形式赋能法律人工智能创新教育改革。     

从认识论到知识学——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认识论及其科学观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自近代以来认识论的发展是实证主义的知识学取代认识论。认识论从事于认识的批判,解答认识可能性问题,而实证主义知识学则局限于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将知识与科学等同起来,取消了认识的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陷入了唯科学主义和虚假的客观主义。哈贝马斯从认识对自身的反思入手,揭示了认识与兴趣的关系,批判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及其科学观,为奠定社会批判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扫清了道路。     

历史中的法律传统——读《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

比较法学作为法学之一独立的研究领域,早在中国近代就兴极一时。先有沈家本、伍廷芳、梁启超等比较法之先行者,后有吴经熊、王世杰、钱端升、李祖荫等后继者。《比较宪法》、《比较民法》及东吴法律学院的《中国法学杂志》,现在仍是我们研究比较法的重要参考。当20世纪80年代,比较法学在我国再度兴起时,大量的国外比较法学专著被译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