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魏战争下的江淮经济

三国时期,江淮是魏吴两国争夺的对象,是两国战争的主战场。魏吴两国的战争给江淮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同时,为了各自在江淮巩固统治,解决军粮问题,取得军事上的优势,魏吴两国非常重视在江淮经济的发展。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魏吴两国在江淮的开发主要表现在屯田和水利方面。     

论明代沿海卫所与州县人口田地的关系

顾诚提出明代行政区划体系分民政、军政两大系统,军政系统管辖大量人口田地。他用这个观点解释明初850万顷田地的统计数据,引发了对明代人口田地规模、行政区划制度的讨论。军政系统中,在府州县城外另外建城设治的沿海卫所,是否管辖原属州县的部分人口、田地?这是顾氏新解释和新观点是否圆满成立的焦点。沿海地区明代省府州县志和明清沿海卫所志的相关记载显示,明代沿海卫所户口登记中无民人,州县的里甲数量未受新设卫所扰动,卫所对当地民人实际上并没有管理权限;卫所名下除屯田外并无从州县划归的田地,而且对秋粮直缴卫所的州县田地、对城内外原属州县的旧额田地、对卫所军余零星新垦的田地,皆无管辖权。由此可知,明代沿海卫所不管辖任何本属州县的人口和田地,明代人口田地的实际规模、军政系统在行政区划体系中的地位,或可再加斟酌。     

从“卫治”到“府治”——明代贵州都匀府设置始末

明朝建立后,延续元代土司制度的同时,又适时改变了这项单一的统治模式,在“四面皆夷”的贵州广置卫所,以作为王朝治理的“先行军”。“蛮地”转变为“卫地”,是明廷以“卫所”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而将都匀卫改制为“军民卫”更强化了这一举措,既统领军政,又“辖土治民”。因而,“军民卫”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在弱化与倚仗土司势力之间,明廷的总体思路是将卫所不断“民化”,削弱土司势力,构建“郡县化”的王朝治理体系。至弘治年间,明廷再次改制都匀卫,设置都匀府,析分“二州一县”,由此,“卫地”演变成“府地”。为稳固统治,明廷在黔南构建了“府卫同治、流土共治”的政治结构,进而分化土司、布施教化、编户定役、增修城池,初步实现了“府治”局面。从“卫治”到“府治”的过渡,是明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创的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既以多样性的地方治理填补薄弱的统治基础,又适时布展王朝统治触角,逐步确立起“郡县化”的主体治理体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卫所的中转与铺垫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这一过渡的核心是中央王朝整体的政治调控与制度张力。     

东汉汉羌关系的流变及原因

西羌在两汉时期曾与两汉政府产生过激烈的交流与融合,羌时叛时降,自西汉中期一直绵延至东汉灭亡。部分汉官吏在河湟地区既不了解羌族的文化传统又不了解羌族的风俗习惯,且行事虐刻成性,在汉羌关系上起到了一些不好的作用。     

明代山西行都司卫所、军额、军饷考实

《明史·地理志》所载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山西行都司所辖军卫为26个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最多时只有22个,最少时为7个,成化十七年后为14个,并在此基础上稳定下来。在军额方面,大同镇军13万余名的“原额”应是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到建文四年之前的兵额。洪、永以后,历朝兵额不一。在明初,民运税粮在山西行都司的军饷供应中占据了主体地位,其次为屯粮,再次为开中。明王朝继承了元朝落后的世兵制度,作为世兵制配套措施的军屯制度亦最终遭到破坏。军屯的破坏,严重地影响到“九边”军饷的供应体制。在屯粮、民运税粮改折之后,籴买制逐渐上升为军粮供给的主要手段,并最终促成了明初民运、屯田、开中三位一体的边方粮饷供应体制的解体。     

赵充国与羌人关系刍议

西汉一代,与羌人关系最密切的要数赵充国,因而研究赵充国的治羌业绩,能更好地认识汉羌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汉书》的记载,详细叙述了赵充国与羌人发生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史实,指出了赵充国治羌政策取得成功的原因、其治羌的功绩以及其突出贡献的屯田奏实施的客观必然性。     

试论明末云南巡抚陈用宾的边疆建设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限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其社会发展进程远比内地缓慢得多,元“大一统”后,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认识到了云南在全国的国防、经济地位,从而加强了云南的边疆建设.明末陈用宾主政云南巡抚时,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不仅对云南的边疆国防极为重视,而且大力发展边疆经济,构建边疆文化,为云南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卫所制度与贵州城镇发展研究

贵州的城镇发展具有独特的区域性特征,对了解西南地区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有重要价值.从明清时期卫所制度的设置对贵州城镇发展的影响进行探索,分析明代卫所设立与贵州早期城镇建立的关系,卫所在城镇发展中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的发展变迁及其对贵州城镇发展的影响.     

明初封建制的再强化

明初,中国封建制得到了再强化,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经济上,不仅封建自然经济得到维护和加强,而且扩大公田,广行屯田,封建农奴制得到再发展,在思想文化上,文化专制主义更加强化,理学达到一家独尊的地步,窒息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从总体上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这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它使中国在关键阶段至少丧失了两个世纪的宝贵时间,致使中国渐渐成了世界上的落伍者。     

敦煌索劢楼兰屯田时限探赜

《水经注》索劢楼兰屯田究系何时，学界长期争论不休，楼兰出土文书提供了探讨的新契机。《水经注》谓劢在楼兰“大田三年”，而Ｃ．１６．１（楼６１）残纸记有楼兰屯府汇报“嘉平四年三月司徒府癸丑书署军”至“（正元）二年正月戊寅”间事宜之文件，符合“大田三年”之时限。《水经注》所见当事人索劢、毛奕两人正史均未载，然劢祷词所引“古”人王尊、王霸、耿恭分属两汉，而楼兰文书中迄未发现确属东汉者，均可佐证索劢非属东汉。东汉中晚期积弱不振，也无可能遣出“行贰师将军”出屯楼兰。本文还探讨了索劢于楼兰屯田如日中天之际突然东返的重大事件背景，进而讨论了《三国志》与《晋书》失载索劢楼兰屯田史事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