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记忆的窗口－－《呼兰河传》与《边城》解读

萧红与沈从均为体验型、情绪型作家，他们的作品所展现的是一个被情绪记忆中缠绕的世界。孩提时期那种强烈的缺失性体验，是构成《呼兰河传》独特风格的基础；而《边城》中对世外桃源般的景致及正直朴素的人情美的渲染，则源于另一种隐秘心理，因此，解读他们的作品不宜只用传统的社会学的单一角度和单向性思维方式，还应多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去研究与探索。     

《呼兰河传》：情绪模式小说

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自问世以来，一直评价不高。本文从创作主体入手，分析了作者创作这税长篇小说的缘由、动因，并对小说文本作了一番还原式的分析，从而认为是一部情绪模式小说。即作者是以自己的思乡情感体验和情绪变化转迹，作为小说的线索或结构框架。作品中的景、物、人、事，也只是作为作者某种情绪的对应物或替代物而存在。     

五六十年代泰华社会的历史画卷──论《破毕舍歪传》和《风雨耀华力》

内容提要《破毕舍歪传》和《风雨耀华力》两部长篇小说借鉴了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和民国初年集锦小说的形式,以深沉忧患意识和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展现了泰华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是一部反映五六十年代泰华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     

韩剧中的家居文化——以《新妓生传》为例

电视剧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成为跨国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韩国电视剧创作人员深谙此道,创作电视剧时十分注重跨文化传播.韩国在唐宋时期吸纳了中国儒家文化,因此韩剧往往以儒家文化为其核心,所反映的“家”文化其实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同时,韩剧还融合现代异质文化,以呈现文化的多元性.本文以韩剧《新妓生传》为例,通过对该剧家居文化的展示,来表现韩剧反映的“家”文化的特点.     

精神分析与道德中国——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新论

本文结合郁达夫《〈沉沦〉自序》中提到的＂解剖＂二字,分社会/个体两个层面指出＂精神分析＂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所代表的＂欲望满足＂,而＂精神＂的困扰与创伤以及切入创伤所＂解剖/分析＂出来的＂身体＂之病征,又引发了道德层面的纠葛和拷问;在此基础上,将这诸种因素置于民族国家语境以及自叙传小说形式的讨论中,探究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为现代中国道德提供了怎样的开创性命题。     

说“字”

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写郭橐驼由种树而生发的联想：“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续,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其中“字而幼孩”是“养育你们的小孩”之意。可是,在现代汉语里,“字”之意一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二是“根据人名的意义,另取的别号”,这和“养育小孩”没有丝毫关系。但再仔细想,“字”的结构不就是“山”和“子”吗？     

《五柳先生传》:游走于虚实之间

五柳先生是陶渊明虚构的人物,但对他生活的描述却反映出当时陶渊明真实的生活状态。文中所记载的读书、饮酒等琐屑之事,看似写实,却暗含作者道家与儒家两种思想的融会与冲突。此传记虚中有实,虚实相生,秉承了中国文化中“不求其形,但求其神”的传统,因此,要探求中国传记文学的思想内涵及创作规律,当在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来展开研究。     

跨学科视域下的乔治·艾略特小说——《织工马南传》的多模态叙事研究

小说《织工马南传》包含哲学、宗教、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生态学的内涵,具有跨学科研究和分析的意义。在哲学和宗教层面,乔治·艾略特强调个人要进行自我完善,对他人和社会尽义务。在伦理学和心理学层面,作者详细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发掘出人物善恶美丑的伦理境界。在社会学和生态学层面,作者侧重描写社会变革,引出关于人与自然的话题,在文本内部形成多维关联模式。在层层递进的文本分析基础上,小说中丰富的叙事内容和跨学科内涵——展现出来,显示出这部作品的跨学科含义和丰富的文学空间,揭示了作者的跨学科创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这部小说的研究。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踰墙”之举--从《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解《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之“踰墙”

《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成功之作,对其的研究之文汗牛充栋。董每勘先生对《西厢记》的研究,“就戏论戏”、内容详实、分析精确,成就较高。但是,其研究之文亦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即对其在《五大名剧论》中对崔莺莺寄简、张君瑞踰墙所作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试图为董先生提出的“矛盾”之处做出合理的解释。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试论崔莺莺艺术形象的历史演变

从唐代传奇《莺莺传》到金代《西厢记诸官调》．又到元杂剧《西厢记》．崔莺莺的形象由妖孽变成佳人,又由佳人变为抗争的女性,这一历史演变．体现了妇女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逐渐上升．也是人民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取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