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探讨

霸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特殊的机构和政治现象，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霸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出现，导致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有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的削弱；幕府机构和公府机构的高度膨胀；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     

唐代文人悲剧命运的类型

唐代是一个经济文化繁荣、制度风气开明的封建王朝,其中仍有一些诗人因诬陷馋毁、思想言论激进、诗文创作不合时宜、政治斗争失利等原因负罪,从而导致了他们人生的悲剧命运。     

中晚唐文人对藩镇的态度

安史之乱后,强藩割据成为中晚唐最大的痼疾,而中晚唐的文人对于藩镇问题却态度不一,这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而在科举过程中的不同际遇是造成中晚唐文人对藩镇态度分野的重要原因。科举是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但每年科举之后文人就会被分为及第与落第两个群体,以此而入朝为官的必然会支持朝廷,而屡考不中的难免会失望,心生怨恨,敌视朝廷,这也就造就了文人对藩镇的不同态度。探讨文人对藩镇的态度有利于更细致、更深入地了解唐代的藩镇问题。     

元初从征文人南下诗歌的文学与文献价值

元初南下的从征文士是南北对峙近百年来,北方文士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南方,他们随同蒙古军队进入西南与江汉地区,其间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记叙了蒙古军队南下的进程,同时还传达出其个人在时代巨变之下对天下太平的渴望以及在长期战争生活中的疲惫、孤寂之感,这些诗歌对个人与时代的记叙使其具有"诗史"的特质.除此之外,南方自然与人文景...     

隐还是现——《三国演义》中文士全身之道的两难困境

文士阶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大奇景,《三国演义》通过一系列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将当时文士们的政治抱负、处事原则、个性特征以及人生轨迹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刻画。人尽皆知"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规劝,却疏于体认文士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个人价值与天下国家深刻关联,故而"功成、名遂、身退"才是终极追求。以此观之,《三国演义》中的文士们大都未得全身:司马徽为代表的隐士们虽于乱世中得以保全性命,却空负才华未得施展,算不得全身;诸葛亮为代表的谋士们积极入世一展才华,又皆无法逃避自身的工具性价值而难求善终,更称不上全身。全身之道难得,究其根源,并非文士们无一例外地匮乏保身智慧,而在于中国古代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重大差距。     

论北魏宗室与汉族士人的文化交往

公元4世纪末,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作为政权基石的宗室阶层便开始与汉族士人进行广泛的往来。随着北方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这种交往日益密切,并逐渐打破固有偏见和隔阂,使宗室成功跻身汉族精英社交圈。宗室接触的对象主要是保守务实的北方学者,频繁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宗室群体文士化、贵族化的进程,也使北方文化格局为之一变。     

论范晔《后汉书》新增七篇类传

传主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构成了类传存在的合法性,不同类传的设立与否因时代而异.范晔《后汉书》较之《史》《汉》,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篇类传,这七篇类传的社会性与时代性体现在:立传数量与种类具有涵盖东汉朝野人物的全面性;传主选择以传主所处时代的公论作为标准;写法上多用附载法,且能类从中犹见“细意”,从而从时间、空间的二维角度全面反映人物情况.此外,七篇类传对前继承了《史记》传统,对后又完善了类传体例,其立传标准又受到了范晔“耻作文士”的主观情感的影响.     

金代泰山文士交游考

金代泰山及周边地区文化昌达,涌现出大量文人学士。这些文士依籍贯和活动区域不同可大致划分为本地型、周边型和活动型三大类。通过诗酒酬唱、畅游山林、臧否人物等方式,泰山文士构筑了广泛的社会交往网络;与女真贵族、外地文士、道教人士的交往拓展了泰山文士社交网络的空间。泰山文士交游网络的构建与拓展不仅有利于北方各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信息交流对于传承并发展泰山文化亦有重要作用。     

天教一片滇南景——论杨慎咏滇词

杨慎出生于京师,幼年居住于新都,仕宦于京师,贬谪滇云是杨慎生命中最重大的转折性事件,在滇云的长期生活中,杨慎渐渐发现了滇云山川风物之美并且深情吟咏赞美滇云风物,同时与滇云文士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与滇云文士之间的往还唱和至今传为佳话。     

众流之汇：曾国藩幕府盛况探源

清代，各地行政长官辟幕成风，使中国的幕府制度发展到顶峰。然而，在众多的清代幕府中．只有曾国藩的幕府极其繁盛，不仅幕府人物创造了记录，达到近500名之多；而且幕府机构齐全，职能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