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墨客

在凡人皆"客"的时代,是否还有人记得传统的"墨客"和"骚客"?印象中两者似乎可以混用,细查一下其实不然。"墨客"泛指文人,而"骚客"又解"骚人"。因屈原作《离骚》,故《楚辞》的作者被称为"骚人"。后泛指诗人,尤指忧愁失意的文士。如李白《古风》中有"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有"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可见"骚客"更偏向指抱负高远却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文人。有点     

金莲川幕府文臣散曲的雅俗之变——词曲演变之一隅

金莲川幕府文臣是古代散曲史上最早进行散曲创作尝试的一批曲家,对散曲的形成和发展,有开创之功,并完成散曲从典雅到通俗的艺术演变。元好问与刘秉忠,皆以词为曲,词曲一体,以雅为胜。元好问与刘秉忠自度曲的出现,加快了散曲的艺术演变,渐至由雅变俗,散曲艺术日渐成熟。至商挺与杨果,散曲渐至雅俗一体,以俗为胜,散曲完全走向艺术成熟。     

驿站

中国文人历来有出游的嗜好。一路上访友、拜客、登临名胜,走到哪里就把诗文留在哪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些文弱的文人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要消磨在旅途中,而驿站,便成了他们     

吴汝纶与曾国藩关系辨析

曾国藩是吴汝纶参加江南乡试时的座师,两人由此建立起的师生关系对吴汝纶一生的学术与仕途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吴汝纶与曾国藩之间,既有传统社会中的师生关系,又有学术领袖与追随者的关系,还有幕主与幕僚之间的关系。     

唐代幕府与唐代文言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唐代幕府与唐代小说的繁荣关系甚密。首先,幕府聚集了大批气类相投的文士争相参与小说创作;其次,幕府业余生活丰富、宴饮聚会频繁、幕府闲谈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再则,幕府文人因入幕、出幕、聘问等原因,出入于使府、馆驿中,其流动性为素材搜集、小说传播带来方便。     

裴度、元稹矛盾对中唐文学的影响

裴度、元稹交恶是中唐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二人由关系相对融洽到关系恶化再到长庆期间矛盾公开化,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唐错综复杂矛盾的一个交织点。个人恩怨是矛盾的起点,其背后由于各自所属利益集团不同而导致的政治见解的差别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其中,裴度与元稹所代表的翰林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以裴度为代表的主张削藩的力量与以皇帝为代表的“妥协派”之间的矛盾以及以裴度作为资深政治家与元稹所代表的文士之间的矛盾,是矛盾的焦点。裴度与元稹的矛盾对中唐文学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代文士崇佛之日常表现

佛教发展到唐代,极为鼎盛,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纷纷礼敬三宝、信奉虔诚.此时的文人士大夫多涉足释教,他们的崇佛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多个层面的表现.或游宿寺院;或与僧交游;或在日常宗教实践中进行斋戒,诵经念佛,抄写佛经;又常有斋僧之举.崇佛文士还与志同道合之僧俗结社;并撰写了大量的释教碑、游记序文等佛教相关作品.其日常崇佛举动一方面是唐代佛教繁荣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对佛教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并推动了佛教文学的创新和发展.     

书写渔洋——论传记文本中王士禛形象的塑造

王士禛一生在仕途和文学方面都有极高成就,集部院大臣与诗坛领袖身份为一,后世其传记在形象塑造上也就主要分为名卿与文士两类。其中前者根据视角又可以分为家传、私人史传和官方史书三类：家传类依照传统写作模式,在完整刻画王氏一生事迹的同时又多有歌功颂德之言;私人史传侧重其良吏和贤臣才能;官方史书则更注重其天子近臣身份,多有借立传教化天下之意。文士形象主要围绕王士禛诗学成就立论,赞赏与批评之音皆有。其背后原因既有文体写作模式的影响,也和不同作者的修史心态有关。     

略谈唐代文士的读书习业生活

唐代文士为了科举考试谋出路,也为了人生的各种需要,或是长期的读书习业的熏陶而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他们一生中有长期的读书习业的生活。在读书习业生活中,他们惜光阴而笃志好学,处逆境去诱惑而苦学,有着各式各样的丰富多彩的读书习业道路与生活。     

唐顺宪朝文士参政意识与政治地位

唐朝是我国封建体制高度完备的阶段,唐文士的参政意识迥异于历代,顺宪朝文士是其中的最典型代表。“二王八司马”事件,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积极参政等,昭示着顺宪朝文士政治地位处于唐朝历代以来的最高阶段。唐文士大多富有政治热情,积极地为争取较高的政治地位而不懈奋斗,唐文士这种积极入仕的心理至顺宪朝趋向成熟,政治地位由而得到实质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