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以闽西山区甲行政村为例

海西农村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是推进海西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基于公共治理的视角,以闽西甲行政村为例,管窥当前海西农村公共危机的表现形态及成因,分析海西城乡一体化与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力图从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突破城乡二元桎梏、构建危机治理制度环境、完善危机处置机制等方面为消弭和化解农村公共危机提供借鉴和指导。     

论高校治理中的统筹问题

高校发展规模的巨型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职能扩展的多维化以及矛盾冲突的复杂化,使统筹在高校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为了促进高校治理主体的有机协作,确保治理活动的有序开展,实现治理目标的有效达成,在高校治理中加强统筹,需要围绕类别、层级、职能、环节、内外关系以及利益相关者等不同层面具体展开。高校治理中的统筹策略,以树立积极的统筹观念为先决条件,以明确统筹主体为关键环节,以构建多样的统筹机制为核心要义。     

大学治理之痛与治

结合学理和现实,从权力配置与权利保障这两个要素出发,研究了现代大学治理权力配属之痛、实现功能之难和大学治理之要,提出了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构中存在的柔性治理的可能、权利制约权力的可能、议行合作的可能、统一与个性结合的可能、可变治理体系的可能。     

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网络治理的国外研究进展

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多元供给现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亦是如此。目前,国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研究基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现实,着眼于多元供给的治理机制,提出了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网络治理,并认为合作和协调是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网络治理的关键问题。     

鲁昕:职业教育,加快适应经济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为职业教育服务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指明了方向。近年来,职业教育为发展现代农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培养了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当前,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职业教育肩负着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亟须为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整体素质增强培养能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面对职业教育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新任务,鲁昕同志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人才保障这个大局出发,撰写了《职业教育,加快适应经济新常态》一文。文章紧密联系职业教育工作实际,既脚踏实地又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大趋势性变化对职业教育必须准确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全面服务新常态的客观要求,并从落细落实顶层设计、推动工作重点转型、健全相关制度标准、形成现代治理体系等10方面,提出了全面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新举措。本刊转发此文,希望对职教界研判职教新常态有大视野的深邃启发,对实践职教新常态有强有力的真实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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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学校治理主体是关键《人民教育》2015年第1期刊登李希贵的文章指出:在传统学校的管理体制下,管理主体常常被误以为只有一个校长,又由于校长的权力来自于上级的任命,因而,在上下利益冲突、左右矛盾纠结、前后路径相左的时候,一所学校到底能否在全领域、各环节自始至终以学生为中心,就完全取决于校长个人的价值取向。而制度设计本身并不具有这样的规定性。事到如今,     

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生物药品业上市公司

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使股价更精准地反映会计信息,使投资者能更正确地做出判断。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领导阶层的干预和操纵程度有很大关系。本文探究了生物药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状况与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治理中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十大流通股东持股比例以及监事会规模的提高会使得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得到提高,公司的每股收益和成长度的提高也会使得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提高。     

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定位与审计风险防范探讨

经济责任审计是评价领导干部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制度安排,是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基于国家治理视角,以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基础为起点,从权力监督、责任追究和审计创新三个角度定位经济责任审计的治理功能,并从审计人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审计评价的规范性两方面对经济责任审计风险防范进行探讨。     

论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团伙作弊的治理

在职人员在硕士入学考试中作弊得失背离,使少数人愿高价购买由考试中介提供的"作弊服务",进而出现了团伙作弊的现象。欲治理团伙作弊,首先要在做好常规考务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多部门联合的紧急应对预案;其次要完善法律法规,改革人事制度,建立诚信档案。这些做法旨在提高作弊的惩罚力度以增加作弊成本,从而遏制作弊行为。     

利益整合与权力重构: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利益关系的嬗变和权力结构的变迁无疑成为乡村社会治理最为关键和核心的要素。进入后税费时代后,乡村社会利益关系的嬗变使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治理正经历从"控制逻辑"到"服务逻辑"的转变。然而,这样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治理真空"、政策认同弱化以及利益表达和利益传输不畅等问题。从权力结构来看,无论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进退,还是"积极"和"消极"的控制,客观上都难以有效克服内在的缺陷和不足。进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应通过有效提升国家权力的整合效度,推进国家与社会合作,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善治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