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心理与文字狱

说起文字狱，今天的人往往觉得古代帝王心理很阴暗，很不正常。其实，惯于制造文字狱的多是神经健全的有为之主，他们心里十分清楚不能以文字罪人。比如清朝雍正年间，内阁学士查嗣庭典试江西，因所出考题被雍正帝认为影射自己而被杀。但在结案时，雍正却说自己治查嗣庭的罪并不是因为他在江西出的试题有毛病，以示查并非“偶因文字获罪”。搞文字狱的专家乾隆皇帝更是常把“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挂在嘴边，可见他并非不懂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与实际行动有着严格的法律区别。而且严格来讲，钦定的《大清律例》中也没有“以文字罪人”的法…     

“春秋决狱”的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的主导下，在“权”与“情”的双重作用下，“春秋决狱”尽管没有直接造就完备的法制，却开创了礼法融合的先河，为完善独特文化底蕴下的中华法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春秋决狱对礼法融合的促动

春秋决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通过以礼司法的契入点和以礼统法的审判方法以及对以礼注律的推动，最终达到了以礼入律礼律融合的目的。春秋决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礼法融合主潮的促动者。     

宋代吏胥的职能浅析

:以往人们对品官制度及职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吏胥 ,而吏胥也是封建官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 ,由于政治结构的复杂和行政事务的琐细 ,吏胥职类繁多 ,遍布于上下各级组织 ,从事着大到立政理政、小到跑腿打杂等各种事务 ,具有管理国家事务的公共职能     

鲁迅的复仇、“鬼”与地下的正义

本文从鲁迅小说《铸剑》出发,重新追问了鲁迅文学世界中“复仇”与“反抗”的现实意义。文章区分了鲁迅小说中“鬼魂”的“好的地狱”与“人”的鬼的世界、地狱之鬼与人鬼,指出鲁迅唯一可以凭借的空间便是“虚无”,这成为他对人间一切权力关系批判的出发点,即在底层之下,以热血浇铸的“剑”、以体温复燃的“死火”去完成地狱对“地下的正义”的追讨;并由此论证丸尾常喜对孔乙己、阿Q与祥林嫂划分的“科场鬼”并不属于“地狱之鬼”的谱系,后者作为“叛徒”的魂灵才是鲁迅的自我认同,寄托了底层对正义的向往与奋斗;同时,文章也从社会史与宗教史的角度来考察了鲁迅笔下“鬼”的意义,尤其是目连戏蕴藏着鲁迅所寻找和鉴别的被层层遮蔽和压制的民族的主体性,即“复仇”才标志着生命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彻底的“革命”姿态,“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必须是一个面对自己的“叛徒”,与整个社会决战,永不停息。     

“原心定罪”司法原则初辨

"原心定罪"原则直接渊源于《春秋》的重"志"传统,作为一项司法原则,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对后世的刑事司法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引经决狱”影响下的西汉司法审判制度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时期,后经汉代董仲舒的发展,逐渐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汉代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经决狱"是汉代法律思想受儒家思想影响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大了汉代的严刑峻法,对汉朝的司法审判以及吏治腐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经决狱"后经历代王朝的不断发展,在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中华法系形成的过程中也有重要的作用。     

“明代大案多枉”原因探析

明代空前强化的皇权对刑狱的制约．是“明代大案多枉”的主要原因．而“法外用刑”的重典政策则是多枉大案的重要根源。此外．明代刑狱还受到宦官、行政长官、勋戚、后妃及朝廷派系斗争等诸多因素的掣肘．致使明代司法程序紊乱．法纪败坏．“法治”徒具空文．权大于法。故“明代大案多枉”亦势所必然。     

李斯是丞相还是廷尉？

人民版《历史》必修3专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第9页说：“在关于郡县制的辩论中,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的主张不合时宜。”其中说李斯是丞相,明显有误。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日：‘……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置诸侯不便。’“由此可知,当时的丞相是王绾,李斯在那场辩论时的职务是廷尉。     

张释之按律为奏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慰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庙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