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秩序 ——中国思想史脉络中的张君劢研究

晚清以来,中国同时遭遇心灵秩序、政治秩序及文化秩序的危机,民国知识分子上接晚清余绪,经受着以上三种危机意识.张君劢既是民国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同时又是新儒家代表.在那样的时代情境中,他试图上接阳明心学之传统,同时移用西方康德哲学的资源,以求在新时代中开辟出知识分子心灵安顿的局面;而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同时受到了英美宪法理论与黑格尔伦理国家思想之影响,试图在中国嫁接出一套新的宪法与国家理论,期望以此消弭当时的政治争议.通过考察思想史脉络中的张君劢,可以体察到那一代知识分子身处中西与古今之争背景下的深刻的思想困境.     

张君教授

张君,男,1963年出生,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办公室主任,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副主任,兼任辽宁基础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课程专业委员会理事,教授,教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辽宁省普通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全国首届教育硕士优秀教师。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以张君劢为例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本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思潮:前者属于文化观范畴,后者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然而,以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却试图通过心本论、性善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关系等维度,建构一种糅合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以期复兴中华民族和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不仅构成了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基本架构,亦是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所在。     

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从张君劢看中国近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的误区

作为“中国宪法之父”,张君劢虽一生志于民主宪政理想且为之不懈奋斗,最终却不幸走向了自由民主的对立面,这一历史悲剧无疑是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者们的缩影。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与政治自由主义关系的误识、对科学与民主之异化的敏感以及对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错住所致。     

从"德法合一"到"内圣外王"——张君劢"德法合一"论述评

张君劢的"德法合一"思想是儒家之德与西方之法的合一.他特别强调,对于民族建国来说,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一是法律,即形成一个法治的社会;二是道德,即建立一个公共的伦理道德.前者是法的共同体,后者是道德的共同体.他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包含这两方面的民族共同体.要完成民族建国的目标,法治习惯和集体道德都不可或缺,所以,张君劢把法律视为与道德并重的"民族建国之最高原则"之一.但是在德与法的关系上,二者的地位并不是相同的;德法合一是在德的基础上的德法合一,德比法更根本,"德法相辅而行",其更深层的意义是"德主法辅而行".为寻找德与法合一的途径,张君劢最终还是把目光转向了文化.他所论述的文化重建理论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但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法治习惯的形成是否可以通过重建民族文化的途径达到,这成为张君劢同时也是整个传统儒学面临的问题.虽然张君劢努力为二者的结合创造条件,他倡导建立新文化来为民主法制的生长培植土壤,并且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改造以适应中国的特殊情况,但其"德法合一"论始终未脱离儒家道德本位,致使这种结合仍停留在道德文化层面,并未落实为政治法律事实.若将"德法合一"论还原为"内圣外王"之道,我们从中仍可看到传统儒学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制宪的悲情与学术的探微——张君劢的政治与学术人生

曾以诗言志“不因政治忘学术,不因学术忘政治”的张君劢先生,在中国宪政史上被誉为中国的宪政专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当代新儒学大师之称,前者基于张君劢的宪政思想和宪政活动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影响,后者基于张君劢在中国当代学术上的贡献。     

现代新儒家的案学观

宋学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且在现人华人社会中仍有其潜在的惯性影响,由于西方文化及哲学面临许多元法解决的矛盾,宋学以其独特的理论创造的无法替代的价值功能而为中国五四以来的新儒家所重视,现代新儒家重新审视传统宋学的得失及其现代价值,并在不同的程序上吸纳宋学来建立其道德的形上学体系。     

从“精神自由”到“儒学复兴”——评张君劢“中国未来文化之出路”

中国思想界自“五四”运动以来,始终在关注“中国文化的走向和出路”问题。张君劢比较中西印三方文化之后,认为用近代欧洲人文精神补益中国民族文化是中国“立国之道”的根本途径。这样一种主张,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东西补益”,乃“现代中国”的必由之路。以“佛教”传入和欧洲人文精神汲取为条件,促成“儒学复兴”,造就以“精神自由”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是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和出路。     

生命哲学的输入及其对现代新儒学家的影响

生命哲学是由章士钊首先介绍到国内的，欧战结束后梁启超、张君劢借欧游之机登门求教于生命哲学大师。由于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有许多相契之处，所以被五四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吸取，从而促成了传统和近代儒学向现代儒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