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中“预告解除”制度的探讨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法定权利,单方解除行为不当有可能破坏劳动合同的效力和尊严,损害双方的合法权益,但在劳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中的“预告解除”制度还存在欠缺,以“预告解除”制度实施中常出现的问题做探讨,以便寻求到更好的完善该制度的办法[1]。     

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该规定正式确立了我国举证时限制度,它标志着我国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到证据适时主义的转变。文章从举证时限制度的必要性,其立法构建,逾期举证法律后果以及适用举证时效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     

试论《行政许可法》颁布后的治安管理

《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职能发生较大的转变，前置审批权削弱，临场检查任务量加大。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部门应通过工作重心从事前审批到事中监督和事后查处上的转移，改革传统的只管不查模式，提高治安管理工作效率。     

网络环境下版权的侵权与保护

叙述了国际上和我国对网络环境下版权人的新权利以及版权限制，就网络环境下版权侵权责任归责，特别是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予以探讨，提出了保护版权人的版权利益的几种措施。     

数字时代被遗忘权的思想困局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被遗忘权的讨论,从权利属性的角度分析了被遗忘权争论中的冲突矛盾关系。本文以法学中人格权和财产权二元体系权利思维为起点,理清作为民事法律权利的被遗忘权由于法律属性带来的权利冲突和司法困局,总结被遗忘权对新闻传播领域可能带来的影响。     

著作权权能内容的解释依据——以广播组织利用音乐作品授权机制研究切入

在《著作权法》实施初期,有关权利内容的规定基本对应特定的产业部类。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新的作品利用形态不断涌现,著作权法有关权利内容的定义及界限不再符合实践发展的要求,须结合商业实践对具体的作品利用行为是否侵权进行解释。著作权权利内容的解释应结合不同权能所代表的产业部类,同时应识别某种作品利用行为是否具有独立的经济意义从而被识别为单一的商业行为。在广播组织利用音乐作品的场合,尽管存在复制、表演,但复制权的要义在于复制件数量的增多,表演权亦有特定所指。广播行为中的不具有独立经济意义的复制行为、表演行为都内含于广播行为之中,属于其合理内核。广播组织取得广播权许可之后,对音乐作品的录制只要服务于广播目的,都无须再次就表演权、机械复制权重复付费。     

再议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以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冲突为视角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所幸十多年的讨论终于结出硕果。2007年新《律师法》的颁布是对《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其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没有诉讼阶段的限制,实际上赋予了受委托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权利,但不容忽视的是这必然会造成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与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的冲突。正确处理这一矛盾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发挥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积极作用、维护司法公正都具有重大意义。     

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与律师伪证罪

律师伪证罪的法理基础是律师对其真实义务的违反。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律师伪证罪的成立与否。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相对较低。律师伪证罪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重构：取消＂引诱＂的罪状,严格认定＂帮助＂这一罪状,＂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认定要结合律师的行业标准。     

解读李佩甫的《羊的门》

河南作家李佩甫在他的《羊的门》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在这个权力场中主人公呼天成靠他铁的手腕,对中国处世哲学的领悟和对传统权力文化的谙熟,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牢牢控制一方天下。在权力的角逐、巩固的过程中,民众成为权力者权力场下的“羔羊”,而权力者依靠“治心”“外圆内方”的官场哲学驯化民众,成为放牧羔羊的牧羊人。然而权力者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牺牲了自我爱情,成为权力的奴隶、情场的逃兵。其精神的贫瘠而沦为精神场下的“羔羊”。本文从滋生这权力场的土壤、权力场下的“羔羊”、精神场下的“羔羊”三方面来解读《羊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