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对《剪灯余话》的影响

宗教文化对《剪灯余话》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对艺术形式的影响具深层次趋势,宗教文化成为结构作品的框架、情节发展的动力;对思想内容的影响,表现出唱和儒家文化,成为伦理教化的辅助手段。宗教文化影响《剪灯余话》的根源在于作者的“循吏”情怀和文士趣味。     

清代江西散文家鲁仕骥传论

鲁仕骥是阳明学说的身体力行者,是关心国计民生的贤绅循吏。他早年师从朱仕琇,在朱仕琇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散文风格。姚鼐称赞他的散文“冲夷和易而有体”,曾与他讨论散文美学中的“阳刚”、“阴柔”问题。鲁仕骥后来对姚鼐非常崇拜,他对姚鼐的推崇直接导致了他的门生陈用光对桐城古文理论终生不易的宣传和实践。他的创作成就不是很高,散文理论上也有缺点,但他的确促进了桐城古文在江西的传播。     

中原文化的传播载体

移民是中原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主动移民对于中原文化中物质、制度层面的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动移民对中原文化中精神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更为显著。和平年代非移民性的人员流动、出身中原的官员在各地仕宦过程中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扩散。中央政府的文教政策推动了中原文化的传播扩散。     

泛血缘文化中的吏民关系——以汉代循吏为考察中心

汉代循吏的可贵之处,不仅体现在富民、教民与理讼这些现实层面,更体现在他们对自身伦理角色的正确定位以及对吏民关系的不断调整上。他们致力于在民众中树立孝义礼让等价值观念,追求伦理和谐,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转。这样的吏民关系呈现出泛血缘文化的特征。     

夏孙桐在《清史稿》修撰中的贡献

夏孙桐为撰修《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清史稿》编纂人员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赵尔巽、柯劭态、缪荃孙等人身上,夏孙桐的作用则湮没不彰。夏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修纂《循吏传》、《艺术传》和嘉道成同四朝《列传》;拟定《清史稿》“循吏”、“忠义”诸传纂修体例和“列传”书法凡例。     

恪尽职守的循吏

循吏是二十五史倾情颂扬的封建官吏的完美楷模，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杰出代表。然而，司马迁《史记》评定循吏的标准却只有四个字：“奉职循理”。初读之，颇感难解。不就是遵奉职守，依法施政么，凡为官皆应如此，何必在所谓“循吏”身上浪费那么多情感，那么多笔墨，那么多简策!     

辨析对治:《淮南子》的廉政思想

《淮南子》中关于"廉"的论述有31条,关于"贪"的阐释与批评有47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道德等方面。书中对"贪"和"廉"的行为作出认定,分析了贪腐的原因并对惩治腐败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措施。书中还论述了包括安徽循吏在内的先秦循吏的作为。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循吏的不同

《史记》和《汉书》都有循吏传,但是司马迁与班固在对于官吏的选择和评价上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读鱼豢《魏略·清介传》——以曹魏“清介”之吏为中心

东汉建安年间及曹魏时期“清介”之吏事,首见于三国魏人鱼豢所撰《魏略·清介传》。史家独取“清介”二语表而出之,以为类传之名,可从汉季曹魏以“清”为美之社会政治风尚中获得说明。此间,政治文化经由标举“清流”而逐渐发生了流转,其中“清介”之吏及相关吏风的出现显示了这种演变的一个方面。所谓“清介”,同后汉的“清流”,甚至《史记》、两《汉书》所表彰的循吏吏风已殊多不同。“清介”吏风的显于当世,多少携带着曹操个人风格影响的痕迹。     

汉代的循吏与酷吏

两汉时期,循吏在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关心百姓疾苦和积极传播儒家文化的同时,还以身作则遵守法律,公平执法,教化与富民只是他们推行“法治”的辅助手段;而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所作所为多超乎法律之外,与“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