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礼学论略

经由先秦时期对礼的探讨和理论阐发。至西汉之世，随着统治者由对“无为而治”黄老之术的偏爱转向“罢础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取向，以及与此时势相应思想界由黄老之学向儒家经典转向的张扬，礼学思想因社会转型的需要。在政治和思想交互作用取向下应运而兴。在此思潮之下，三礼之学规模粗具，各有传人，各具致思，且颇与政治、世运相起伏。虽其未能大行于世。然已俨然参与到寻求社会治乱之列。尤可注意者，司马迁、班固对礼学演进所作的梳理和总结，开启了礼学学术史的门径，且成为此后历代所遵循的一种范式。     

《五礼通考》征引《宋史》考异

《五礼通考》是中国古代礼学的集大成之作,从文献学角度来讲,有着极其重要的考证校勘价值。《五礼通考》所征引《宋史》与中华本《宋史》存在诸多差异,今举例说明《五礼通考》引文之考校价值及其讹误之处。     

孟子“礼”概念的三重含义——作为“门”、“心”、“人伦”的“礼”与其教育内涵

孟子的“礼”概念有“门”、“心”、“人伦”三重含义。孟子说“礼是门”，暗示“礼”是具体的、规范性的行为模式和在道德实践上的程序；“礼是心”，“礼”作为辞让之心，成为在人心中存在的四端之一，他把“礼”看作是人性本有的一种内在道德性的目的，在于要建立人们与“礼”的必然的内在关联性；“礼是人伦”，“礼”在本质上是“仁义”的道德精神在社会人际关系中的规范秩序，即“人伦”中的体现。孟子把“人伦”规定为一种“礼”，从此肯定了“礼”不仅是一种心性，而且是社会的、具体的脉络中存在着的基本原理。这三重含义联系在一起构成孟子“礼”概念以及通过“礼”的自我修养的整个体系。     

拉祜族人生仪礼及其变迁

拉祜族的人生三仪礼，是紧紧围绕着人的生命而展开的。关注生命是拉祜族人生仪礼的主题，不同时期，人们对生命的解读不同，反映到人生仪礼上，就有不同的表现。     

历史与现实之间——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继承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发展了“仁”的学说,提出了“中庸”的理论,为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不过无论是礼、仁,还是中庸都体现着和,并以和为目标,因此其思想核心应为“和”。在当今社会,重提这一思想,对实现个人、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循礼·达仁·知天命——从孔子看人的生命存在

孔子思想中对于"人"的生命存在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是"循礼、达仁和知天命"。此三者指向性渐趋"人"之内在自觉,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外向内的过程。随着"人"的境界的提高,"人"的最显著变化是"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的提升和弘扬。通过提升"人"之"德"去体悟"天"之"德"而达到终极目标———"天人合一"的境界。     

韩愈对传统礼乐观的革新及其"不平则鸣"论

韩愈的“不平则鸣”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与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韩愈在对传统“礼乐观”革新中，重建了“道统”，提出了根据才能学识、道德性情来选拔人才的标准，把寒族士人的仕进要求作为“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了穷苦怨刺之言的正统地位。这就为他在文学上提出“不平则鸣”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周易·大象》德礼治之关系研究

《周易·大象》强调“德”的功能。“德”是礼与治发展的目的。《大象》思想是以德代治。从德、礼、治三者之关系看,由于德这一思想源于乾坤二卦象的“自然之德”,即要求君子具备天地之“健德”,因而“君子之德”也就具有理想化色彩;礼本为贵族集团所专有,其非现实性亦导致了礼的衰败;法治思想在象传中尚未成体系,它包含于德和礼之中,起着说明和补充二者的作用。     

儒家的道德理想社会理论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是极为丰富和复杂的。以孔孟为中心的儒家的道德理想社会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建设性意义,特别是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德"、"礼"、"均"、"和"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的评估和选择的,使之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     

宗经与从俗:论司马光家礼的创制原则——以司马光《书仪》为研究中心

司马光《书仪》中制定家礼的原则是既以经典为本又从俗适用.首先,司马光从六经和其他经典中重新发掘礼仪精义,复兴儒家的礼乐精神.其次,司马光制礼始终秉承“以俗合礼”“以礼化俗”的原则,对于合乎民情、有利教化的民俗,采取与时俱进的吸纳态度,对民间恶俗及不利于家庭和谐和国家治理的民俗,采取坚决抵制和反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