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铜镜的铭文、纹饰与宗教信仰

铜镜不仅是古代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照面饰容的日常用具,也是具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我国使用铜镜历史悠久,早在4000年以前的齐家文化,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铜镜。“镜”字最早见于战国末期文献中,如《庄子·应帝王篇》:“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继承与发展：从战国赵邯郸故城谈是否存在“新田模式”

新田模式即东周时期晋都新田的筑城规模与形制对同时代都城建制的影响,该观点对学界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赵国脱胎于三晋,其都城布局上一方面表现为被打上“新田模式”的烙印,但另一方面,邯郸作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首都,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是战国时代多元化“筑城运动”的结果,其城市构筑也已突破了新田模式。对赵邯郸故城的布局建制加以分析,对于重新审视“新田模式”的合理性与存在性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二题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可以互相发明。1.殷墟卜辞的“■”,楚简中写作“册告”“册祝告”,传世文献中则写作“册祝”“策告”,书写形式和表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以简册报告”“称册祝告”的意思仍然沿用。而且，从清华简《金滕》(《尚书·金滕》亦然)可见古人的册告仪式和背景信息，而卜筮简则可见册告的较完整句型。2.楚简中的“习贞”,对应殷墟卜辞中的“习卜”,二者均有重复占卜的意思，均位于前辞的位置。3.殷墟甲骨无名组“习卜”的最高次数为“四”,表明重复占卜四次，共占卜五次，与目前所见成套甲骨为“五”的情形相合，但有一版“六卜”午组卜辞和一版含序数“七”的师组卜辞可能是特例。4.与“习卜”相关的“三卜制”耐人寻味，“三卜”现象的确存在于殷墟卜辞，但承担三卜的人物是否分属于王(元卜)、右卜和左卜还值得进一步讨论。5.论文还对殷墟卜辞的“习卜”辞进行了辨析，去除了一些误解。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对比见战国秦汉儒家思想嬗变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先秦战国时期的儒家诗论著述，是最早成体系、有逻辑的关于“诗三百”的诗论评述，体现了先秦儒家诗学思想。《毛诗序》作为汉儒的诗学论述，它与《孔子诗论》一方面具有相承性，二者属于同一诗说系统；另一方面，二者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毛诗序》诗旨阐释中女性角色和“美刺说”的出现，以及《毛诗序》与《孔子诗论》在说诗目的和风雅颂次第的不同，体现出不同时代论“诗”作品的独特之处，也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性。在两者所传达出的诗学思想的对比中可以考察自先秦至汉代儒家思想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学化的解经趋势，民本思想的转变与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的融合，施教观念的转变。在这三点背后，便是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以及儒家思想自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