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在动”：抗战期间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条“旅行路线”

本文在“战时流动性”和“国际现代主义”的视角下讨论抗战期间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段“旅程”：1．奥登的战地行及其中国组诗;2．卞之琳的延安访问及《慰劳信集》;3．联大学生诗人们的迁徙、远征以及穆旦的诗歌发展。通过考察这些路线的联系和差异,本文力图重新提出“现代主义诗歌”这一问题。战时流动性使历史危机在诗歌领域具体化了,最终带来的是个体经验、诗歌语言、政治无意识的地形重构。这些旅程让我们认识到,诗歌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是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诗歌的历史有效性的危机,也就是现代主义的政治想象力的危机。     

抗战诗歌的新方向——《顶点》杂志研究

《顶点》是戴望舒和艾青两位著名诗人1939年合编的诗刊,此刊物定位清晰,以诗歌为载体,反映战时中国各地景象及人民大众的生活面貌。刊物选稿要求突破狭义的战争诗,力图表现战争背景下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是一种多样化的全新书写。刊物主张抗战诗歌应该重新定位,将艺术性与政治性相结合,探索出崭新的创作方向。《顶点》杂志中无论是本土原创诗歌、外国译介诗歌,还是诗歌理论,都遵循了将抗战诗歌更推进一步的选稿原则,力图将中国新诗拓展到更广阔的天地之中。     

舆论引导：《云南日报》滇缅抗战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策略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滇缅抗战研究的重视度远低于国内抗日战场,且角度较为单一。从民国时期《云南日报》的相关新闻报道出发,用新闻传播学的视野来观察新闻报道历史文本,探讨该报关于滇缅抗战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策略对当今多元化思潮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引导舆论、掌握话语主导权的启示。     

李应林与抗战时期岭南大学的迁校实践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祸惨烈,为维持学校办学,陷于困境中的岭南大学选择迁往异地办学。战时岭南大学的迁校行动大抵分为借用香港大学场地开办以及回迁粤北办学两个阶段。迁校过程中,岭南大学在李应林主导下一面接受国民政府统一部署,一面兼顾外部战乱与内部办学变化,不断调整迁校计划,努力协调学校与国家、社会、组织团体等方面的关系,寻求中国政府、社会精英和海外组织的支持,构筑稳固的社会交际人脉网络,解决内迁难题。在李应林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战时的岭南大学突破了各种窒碍,较好地维系了办学秩序,为国家抗战大业做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前湖北省保安团队建设之考察

保安团队是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因特殊政治和军事需要,在全国部分地区推行的一种地方性保安组织。湖北省在建立省、区、县三级指挥系统以加强对保安工作组织领导的同时,开展了保安团队内部的建设工作。通过检视民国湖北省政府档案,可以发现相较于此前的保卫团,保安团队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支持。保安团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强化省政府对地方民团的管理,但其本质上仍是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尤其是被用于遏制中共武装力量。事实证明,单纯以武力为基础加强社会控制,并不能真正收控制之效。     

1942～1945年国共关系述论

本文主要论述了４０年代国共关系的发展线索。皖南事变后直到抗战结束之前，国共关系经历了由斗争到谈判的复杂过程。这中间包括两党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周恩来及林彪等人赴重庆谈判以及赫尔利来华调解国共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真实面目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的对外交流

从1936年至抗战后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克服不利条件,抓住历史机遇,积极组织运筹,开展了一系列以外国记者为主要对象的对外交流,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基本消除了国民党长期恶意宣传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在国内外公众心目中树立了我们党的良好形象。     

基里洛夫：由研究党史到报道中国

安德烈·基里洛夫,历史学博士,俄罗斯资深媒体人,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生于1955年,大学时期开始专注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1978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俄通社—塔斯社（以下简称“俄塔社”）工作。198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继续研究中共党史。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88年,回到俄塔社工作。     

东北少数民族抗战之中华国魂——写在“九·一八”事变80周年之际

东北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战争人数之多,地域之广,斗争之深入,形式之灵活多样,牺牲之众,成为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上的空前壮举。东北少数民族和广大汉族一道,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民族之魂。     

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集结号——抗战文学研究的回顾

抗战文学研究30年的历程,研究的多维结构与多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