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归来》中的语言特色与生态主义思想

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生态观察笔记不仅数据精确、内容详实,还具有丰富的文学色彩。其代表作品《大雁归来》极具生态伦理意味,利奥波德通过独特的教学手法与精准的数据为读者勾勒出自然之美。其对雁群生活的描绘、独具特色的语言以及对生态主义思想的阐释,展现出他对自然诗意的情感表达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主义思想。     

俄国根基主义美学：理论框架与思想图谱

根基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一个引人注目的,集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学、文化学于一身的思想派别,其中美学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根基主义美学发展了俄罗斯美学的积极因素,其中“生命”意识(“美是生命”)、“理想”原则(“美拯救世界”)、“理解”观念(“美是理性领悟”)是构成根基主义美学大厦的三个基座。它们分别触及美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即美的生命本质(内容)、美的终极救赎(功能)和美的理性彻悟(方法论)。这三个基座分别由格里高里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拉霍夫先后提出并确立,为俄罗斯民族美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监管科技的实践探索及其完善路径

作为新技术在监管领域的应用,中国监管科技通过技术治理手段,有效提升了金融监管能力,帮助市场和企业实现合规健康发展,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中国监管科技在制度环境、机制体系和契约关系方面有别于西方的内生土壤,在金融监管服务方面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但中国监管科技发展存在制度环境不完善、中央和地方监管科技权责体系不匹配,以及监管科技在运用中存在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晰等不足。加强监管科技顶层设计以约束“法律父爱主义”,协调央地监管科技与金融监管事权的权责匹配,在政府和市场二元平衡的基础上优化监管科技激励相容和公平竞争的契约关系,推进监管科技国内外合作和标准制定,助力提升中国金融风险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打造监管科技实践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样本。     

教育公平与择校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和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的精英主义情结催生了教育对名校的追逐。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和名校的刚性需求遭遇现阶段我国基础教育优质教育资源的严重供给不足,导致今天的＂择校＂现象。名校之间的竞争,家长＂不输在起跑线上＂信念的支撑,导致对学生的提前掐尖,也造成了如今家长普遍性的教育恐慌。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到位,滋生的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的＂游戏规则＂以及默许的＂小升初考试＂,严重干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秩序,同时加剧了择校现象。教育公平与择校问题成为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一个突出问题,导致2012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继续花大气力推动解决择校、入园等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对于教育公平与择校问题,资深媒体人廖厚才老师有话要说。     

大学教师招聘“四问”

当前,我国高校的教师招聘应该强化岗位意识,实现由编制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正确对待近亲繁殖问题,以岗位需求与人才质量决定取舍;破解“武大郎开店”问题,提高人才招聘质量;认清“校历主义”的实质,成为真正的伯乐而不是人才招聘的机器.     

汉译英过程中冗余词现象的影响因素探究

本文首先阐述了冗余词的含义及简单分类,并实验调查了其影响因素,实验一考察有国外学习经历的汉英双语者所具有的母语和二语知识对于汉译英过程中冗余词现象的影响,实验二考察课堂条件下我国的英语学习者二语知识积累经历对于汉译英过程中冗余词现象的影响.最后,文章结合联结主义理论和心理词汇理论进行讨论.     

教育是文化的自我摸索和自我生产文化主义教育观的里程碑

布鲁纳是一位真正将目光投向教育学的杰出心理学家。他一生写作不辍,著作丰富,有两本特别重要,一本是早年的《教育过程》,一本是晚年的《教育文化》,这两本书代表了布鲁纳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认知主义与文化主义。《布鲁纳教育文化观》     

简论美国东方主义之害

作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美国东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霸权话语。同时,美国东方主义有其特有的种族主义维度。文章结合美国排华反华的历史和美国东方主义在美国文学中的反映来分析美国东方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危害。     

寻求合法性:我国大学趋同化机制解析——从重点大学政策说起

我国的985、211工程重点大学政策在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对大学趋同化起到了导向作用。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机制可以对此作出一个合理解释。寻求合法性是大学趋同化的动力机制。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往往通过排名、等级定位影响大学的行为,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通过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来影响大学的行为。而这其中,合法性机制的强迫机制、模仿机制、规范机制共同对大学的趋同化起导向作用,在现实当中具体表现为:重点大学政策所带来的媳妇(高校)对婆婆(政府)依赖与顺从的马太效应、高校争当一流、争变研究型的盲目求大求全、一般院校招生被忽视、毕业生就业受歧视的尴尬。     

奥林匹克运动业余性与职业性之争

业余和职业之争从现代奥运会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近百年来这种争论时隐时显,就像一道没有解的数学题令前后7届国际奥委会主席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在近百年的现代奥运会史上,它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引起了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组织,与各国奥委会之间的无数次冲突,难以计数的运动员受到牵连。有时争论似乎有了某种结论,但不久便又推倒重来。现在,国际奥委会采取了对职业运动员开放的政策,似乎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要最后定论了,但是争论仍没有结束。业余与职业之争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是需要进行认真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