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诸帝诗文校注》序

《唐前诸帝诗文校注》是四川宜宾学院的大型古籍整理工程。秦至隋是中国历史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政治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思想上逐渐形成了儒、道、释三教的并存并融、相互汲取的局面;史学上形成了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正史;文学上诸体渐备,并逐渐与经、史分离,     

实践历史学——历史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

二十余年来,在历史学的学习与研究中,我有意识地走着一条与昔日不同的新路,在历史价值取向、认识思路和方法上都自觉另辟蹊径。1987年杀青,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拙作《秦制研究》一书,便是这种新理路的产物。这种新的理路,本不是一个什么既成的理论体系,而只是一个有意识的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过程,今日为了表述的方便,姑且定义为"实践历史学"这样一个理论分析概念。实践历史学的基本目标、要求、路径,简言之可谓:入于史,出于史,周行而不殆;若再提升为一种哲学认知理路思考的话,则亦可曰: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     

20世纪之初至抗战前的中国法律史教育

20世纪之初,内忧外患之时局、西学东渐以及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捩,均为中国法律史教育新篇章之开启奠定了基础。"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均不同程度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新学制的语境下,中国法律史教育呈现出短暂的繁荣景象,这种发展态势虽因日本侵华而中断,但依然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法律史学发展史而言,这一时期属于我国法律史学的萌生阶段,其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大大促进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然而由于时代局限性,其简单模仿日本学界的弊端以及学科建设失范等缺点表现得依然明显,给当时以及后来中国法律史学发展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浅析马克思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对旧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基本特色.在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马克思主要针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普鲁东等进行了批判,其中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关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本质及根源,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的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呈现一片混乱状态,封建腐朽的文艺作品充斥着社会。为了巩固初生的新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旧文艺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改造旧文艺主要是由于其表现形式多元混乱、内容与新政权意识形态相悖和新文艺力量薄弱。党和政府在充分支持和尊重旧艺人的前提下,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整风学习和倡导实地调研,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界的混乱局面,转变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立场,促使其进行革命文艺作品的创作,最终诞生了“文艺新人”。     

广东蔡家拳的起源与发展

运用文献资料、走访调查等方法,对广东地区蔡家拳拳派的源流演变进行探析.认为,一贯、至善、至悟禅师传授蔡家拳一说并不成立,但三人对蔡家拳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广东蔡家拳的形成与天地会有一定关系;蔡家拳明崇祯时已经成形,其传承已三四百年,但现能够找到的广东蔡家拳拳派历史连续传承时间仅200多年;林春甫在廉江地区蔡家拳拳派中有重要地位,何恩对中山地区蔡家拳拳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地拳师对蔡家拳都进行了革新改造,或将其创编成其他拳种,或被已有拳种吸收,纯蔡家拳的发展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石家庄话入声字的新读和旧读

石家庄话古入声字今仍保持着独立的调类,很多入声字有新旧两种读法,新读、旧读的不同表现为单双元音的差别以及元音开口度的大小.石家庄话入声字的新读、旧读有四种类型,分别属于不同的韵母层次.石家庄古入声字的演变既有声调系统内部调整,又有与其他方言接触的影响.     

基于旧路病害的混凝土薄层加铺结构力学分析

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旧水泥路面加铺混凝土薄层罩面路面结构设计,充分考虑加铺过程中旧路面病害状况,利用MATLAB进行旧路面病害的识别及坐标位置的提取,借助有限元软件分析不同程度病害(裂缝损害、坑槽、修补、基层脱空)状况下路面加铺结构的应力状态,实现病害信息与有限元模型的联动,进一步探讨旧水泥混凝土路面进行薄层加铺时存在病害作用下的力学响应规律。结果表明：加铺层层底以压应力为主,旧路面层层底以拉应力为主;对于同等程度的裂缝病害,直接加铺后各层层底最大荷载应力值相比修补加铺分别高出72.75%、43.53%;旧路面层层底应力值最小时的坑槽长宽比为2∶1,加铺薄层层底应力值则随着坑槽长宽比的增大逐渐降低;基层脱空会明显改变旧路面层层底的受力状态,正方形为脱空部分与旧路面层的最不利接触面。     

《孙权劝学》对史料的文学化处理

统编教材七年级语文下册《孙权劝学》选自《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其史料主要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及其裴松之注中的《江表传》,司马光在尊重史事的基础上,对语言、情节等方面进行了文学化处理,语言凝练,情节故事化,人物形象鲜明,使记事和传人有机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传记文本。《孙权劝学》虽是《资治通鉴》建安十五年的一个记事传人小片段,但也反映出了《资治通鉴》的编纂思想、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