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族地区小学生隔代陪读问题调查分析——以甘南州合作市为例

民族地区农牧区家庭中的年轻男性外出务工或做生意、女性照顾家庭农牧业、祖辈或祖辈中的一个离家去孩子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已成最普遍的家庭分工模式和应对工业化挑战的家庭策略。离家隔代陪读虽然加重家庭经济负担,但优化家庭代际关系,陪读也是祖辈主动积极的选择;隔代陪读主要是给予孙辈基本生活的照料、学习习惯的监督、亲情希望的寄托,对孙辈心理发展、行为习惯、智力开发都有正性负性的影响。     

甘肃近现代音乐发展路径探析

甘肃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路径随着晚清“新政”、西方音乐的传入、国民政府教育法令以及丰富的音乐活动而发生变化。初级、中等、高等新式学校教育开始开设音乐课程,女子教育受到重视,教学质量逐步提升。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专业音乐会以及电影、广播类音乐节目等社会音乐活动在兰州等地以崭新的形式展示。依附于教堂的教会学校成为西方传教的主阵地,各教会积极筹建教会学校,组织宗教音乐活动,演唱赞美诗,使西方音乐输入甘肃等民族地区。通过对音乐史料的整理与考证,以此探索甘肃近现代音乐发展的路径,丰富甘肃音乐史学的研究成果。     

明代太湖地区筹办水利经费的经验与教训

在太湖地区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水利的有效开发和适时治理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明代该区农业和工商业皆名列全国前茅,这与其水利建设是分不开的,而水利经费筹办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治理成败。明代初期水利经费主要来源于预备仓和济农仓,兼由政府财政辅助,因仓储经营有方、积蓄充裕,而财政收入相对稳定,为其水利修建提供了根本性保障。其后,由于仓储经营不善,钱粮储蓄日渐式微,水利治理举步维艰,但继起的导河夫银征收制度亦为中期水利事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明后期济农仓已名存实亡,政府财政亏空,水利经费的筹备虽仍以导河夫银征收为主,然而其本身存有较大不合理性,施行愈加艰难,所起的作用亦只是杯水车薪;其余经费筹措,乃是临时性的应急之举,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明代“读《春秋》”故事与关羽形象的文化塑造

关羽“读《春秋》”的故事最早来源于历史记载,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重塑。明代,关羽“读《春秋》”故事得到广泛关注,如明代的诗歌、《三国志演义》小说插图、读书图和关公科举传说,都有相关的记载和描写。这不仅使得关羽形象更儒雅化,也让“《春秋》大义”成为关羽“忠义”精神的物质载体,进一步推动了关公作为科举信仰神的发展。     

常熟馆藏明代墓志研究举要

常熟博物馆、常熟碑刻博物馆藏250余件明代墓志为研究常熟地区明代时期建置沿革、农业经济、科举教育、氏族兴衰和民俗风情诸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亦为探讨江南地区的明代粮长徭役、私家园林、结社会集及廉臣能吏诸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文萃

郭沫若巧改祝寿诗 　　剧作家于伶早年虽系北京大学法学院俄文法政系出身,但对戏剧、电影却有过人的天赋和勤奋.50年代末,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剧本拍摄传记故事片<聂耳>,轰动了国内外. 　　抗日战争期间,于伶坚守在上海"孤岛",组建"上海剧艺社",公演大量的抗敌戏剧和世界名剧<花溅泪><夜上海><杏花春雨江南><长夜行><大明英烈传>等等.<长夜行>反映上海沦陷前后,爱国文人与敌伪的斗争和社会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大明英烈传>以明代采石矶大战为背景,借古喻今,激励国人抗日的勇气和信心;<夜上海>后经改编还被拍成电影.……     

明代六经论的历史变迁及其学术意义

本文以明代文学中的六经论为切入点,分析六经论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包孕的意义.明初,六经论具有因心以求经的特点,追求人心与天地的内在平衡.台阁文学时期,力图统合理学思想与官方意识形态,更强调六经的政教性质.前七子以对史传文学的强调指斥六经诸儒之言,后七子用理事论否定六经在文学中的作用,共同将六经悬置起来.王阳明创为心学,直接导致"糟粕六经"风尚的出现,本色论成为明代六经论的新论述.文法论则用文学的方式解经习经.     

明代博学思潮发生论

明代"博杂"之学术特色根源于当时的博学思潮,而博学思潮之所以在明代发生又绝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思想文化渊源、科举制度和明代的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其中,学术传统中的博学思想为博学思潮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明代的科举制度和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在为空疏不学之风的滋长提供条件和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博学思潮的发生准备了批判、反思的目标和对象,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以及学者群体上的保障,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促成博学思潮在明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明代《登科录》进士中式年龄勘误

明代《登科录》是迄今影响最大的记载进士中式年龄的专门科举文献,但其中也存在诸多讹误,特别是中式者年龄误差较大,因而严重影响了其史料价值。文章依据当事人《墓志铭》《神道碑》《寿序》《行状》等更为可信的资料记载,对嘉靖三十八年、嘉靖四十一年、隆庆二年、万历二年等四科《登科录》中的29名进士的中式年龄进行勘误,确证这29名进士的中式年龄存在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