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

"慢养"教育应该成为社会共识王方杰在2015年2月2日《重庆晨报》撰文指出:"慢下来,静等花开"的教育理念,几乎成为家长的奢望,孩子的梦境,可想但不敢求。事实上,这种"无为而教"的育才方式,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只是家长们不敢冒险去试罢了。科举时代,寒门子弟飞黄腾达的故事比比皆是。除了良好的家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提高教育质量的"硬件",一样不影响他们成为人中龙凤。     

会审题,作文不难

科举时代,作文命题限定在从“四书”中摘取词语做题目,如什么“刑赏忠厚”“维民所止”之类.士子们对“四书”都能“倒背如流”,对里边的每个词句都不知琢磨过多少遍,也用不着对题目详加审视,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而现在的同学们的作文训练,除了要用书面语言表达思想情感,还要对词语、文字材料进行理解.加上现在的中高考作文试题,为了确保考试公正公平,题目多半都比较复杂,得费好大一番工夫才能弄清楚题目是什么意思,它的要求是什么,该写什么内容.     

从“款”到“地”：民国时期政府对学田的清查及其演进

科举革废之际,学田缘于其助学功能得以延续。此后,清查是各级政府管控学田的主要手段,晚近政权更易背景下,其效果亦有不同。（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学田清查呈现出从学款到地亩关注点的差异,而助学目的又具有一致性。1943年,国民政府强势介入后,在教育与行政权力统合的契机下,学田清查最终上升至中央层面。近代学田清查大体呈现出由“款产”到“地亩”的转向,该过程体现了中央权力在教育场域对地方的渗透,亦是教育财政体系由传统向近代演进的局部写照。     

明代两京官署志体例的演变

明代两京官署志众多,是古代史学史上显著的现象,其体例既有对前代官署志体例的袭用与改进,如在史志体中引入传记与图式,在笔记体中杂用传记与编年;又有新创,如黄佐的《南廱志》,仿《史记》体例,分为事纪、职官表、六考与列传四部分,首用纪传体.后“事纪”被代之以“圣训”为代表的皇帝敕谕,诏命等内容,其它三部分实质不变,演进为训传体,契合了官署志的内容特点,最具史学创新价值.两京官署志不乏续修之举,续志又多能对旧志体例进行改进.     

试论明代地方儒学教学秩序的演变

明代,地方儒学普遍建立,所谓地方儒学,主要是指府、州、县学。明初,地方儒学教学秩序正常。明代中后期,由于提学官、教官、生员的嬗变,地方儒学教学秩序发生重大改变。文章从明代地方儒学教学秩序演变的原因、过程、表现、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书院与科举是一对难兄难弟

为发展近代教育,培养实用人才,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下令改书院为学堂.这一改制,标志着制度层面的传统书院的消失,在千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优秀的书院传统也随之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今年是书院改制110周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于11月4日-6日隆重举办了“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开拓——纪念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刊特辟栏目,选取部分代表性论文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科举、功名与清末民初知识人社会

在科举时代,功名与身份、利禄、仕途攸关,因此,循科举求功名,就成了千百年来士人齐集、梦寐以求的“正途”。士人汲汲于功名,由此形成的功名意识不仅主宰士人命运的悲欢,而且渗透、弥散到整个社会,积久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由科举衍生而来的功名意识,甚至到了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在士人与社会中依然广有市场,并没有因科举的废除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科举、功名在士人的心目中仍居于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具有别样的魔力。以致于1905年清政府在宣布废除科举的同时又推出一系列学堂奖励政策。即使到了民国时代,这种意识也并没有完全褪尽。本文即以科举废除前后功名意识的流变为中心,一方面着力还原由废科事件引发的清末民初知识人社会的多重面相,以及功名意识在士人与社会中的长久影响;另一方面透过功名意识的流转呈现近代中国制度变革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难局和困境。     

我参加了民国最后一次高考

最近读到赵子云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民国科举——1931年的高等考试》。我是1948年最后一次高等考试的被录取者,赵先生的文章又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往事。民国的高等考试和现在的高等考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考试院主办的,报考者是大     

明代河、洮、岷州三卫军粮补给考

明代于河州、洮州、岷州三地设卫所统之,其官军马数较一般卫要大。军粮补给主要有屯田、民运和盐引三种方式,其中屯田和民运所占份额大,盐引粮所占份额很小,后期仅有河州卫有盐引粮补给。     

腾越郑氏及其相关历史人物——明代郑氏墓志兼及保山沈氏善正墓志的考证与研究

腾冲的汉族姓氏,多因明代军屯制度自中原、荆楚移民而来。古代的墓志是最可信、最翔实的历史＂人物传记＂,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普遍的社会意义。通过对腾冲首次出土的明代郑氏四方墓志的整理,并参照地方志书及相关文献进行考证与辨析,反映了福建籍郑氏移迁腾冲源流及历史人物世系,并对地方志书内容作了若干订正与补充,对今人了解和研究腾冲明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