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的诰敕文书

诰敕文书是明代不同爵位贵族和不同品级官僚的凭证性文书,体现了明代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的特点。本文根据史料的记载,并结合现存的诰敕文书原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明代诰敕文书制度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爵位和官阶的诰敕文书,在文体、结构、撰写、颁发等方面的管理要求,认为明代诰敕文书在使用上,是官员考绩制度的一部分,体现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     

《召诰》与《何尊》之宅成周

《召诰》历来被解读为对成王的训导,其实不然。《召诰》所记,是周公和成王对洛的争夺。七年,召公受成王命先相宅。周公后至,封锁新邑,祭天承命,作《多士》,殷民丕作。召公被困新邑十余日,出,复入,作诰殷民,要求拥护成王。《洛诰》是《召诰》的继续,记录了周公对成王的全面管束,成王来洛终又回镐。《何尊》所记,是八年三月,成王在洛为自己的王宅奠基,同年四月丙戌,成王大会诸侯,洛邑和新邑,合为新生的成周。成王在四年已完成元祀,成王五祀就是八年。     

一部三国史研究的学术力作

传统中国的＂史鉴＂文化源远流长,在《尚书·周书·召诰》就能找到原型。其中记召公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经过后世历代史家的阐释、传承与发展,＂史鉴＂体也已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     

论《包山楚简》133号简文“诰”字的改释

正确释读出土文献是后续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包山楚简》133号简文中的"■"形,学者们最初释读为"诘",以后改释为"诰"。在从字义、句法、词义等角度对这一改释缘由进行深入探讨以后,我们认为该字形应当释读为"诰","诰"字没有"起诉状"一义,简文中它只是个借字,本字当为"告"。     

明代诰敕的制诰机构及其颁授

诰敕是我国古代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有明一代,制诰机构的设置与沿革有自己的特点,而诰敕作为官员考绩制度的一部分,其颁授对象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明代功臣勋戚、官员考满合格、皇亲国戚、藩属国王以及官员的先辈、妻室等群体可获得诰敕。而诰敕的颁授就意味着他们获得了统治者的嘉许和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激发他们为巩固王朝统治而勤于所任职事,为百姓谋利的热情,从而对完善官僚体系建设大有裨益。     

论《尚书》诰体的文化背景

《尚书》六体皆与宗教仪式有关。"诰"并非仅仅产生于册命仪式,它实际上是各类宗庙祭仪中主祭者假祖先之名义而发的训诫辞。周初主祭者具有神性身份,诰辞中的"王若曰"就是其具有神性特征的标志;而"小子"是宗庙祭仪中特有的称谓,也能说明主祭者处于祖神代言人的地位。周公是西周初期的宗教领袖,他凭借神性身份摄政称王,并利用宗教的形式进行政治文化变革,即神道设教。"诰"即周公在宗庙仪式中以祖先之名阐发礼乐政治思想而保存下来的文本。     

论朱元璋的普法宣传

明太祖朱元璋在其统治期间,强调"法贵简当",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并通过立申明亭、颁布<大诰>等方式进行普 法宣传,提高了各级官吏的法律素质,增强了百姓的法律意识,对政权的稳定和百姓的生活,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恶趣经》相关图像在吐蕃的发现和传播

通过对吐蕃时期《恶趣经》相关图像和文献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卫藏、川青藏交界地带以及敦煌发现的吐蕃时期普明大日如来、释迦形大日如来以及毗沙门天王像,其图像特征基本与《恶趣经》中相关记载一致,推测与《恶趣经》相关;其二,《韦协》《贤者喜宴》等文献皆记载吐蕃王室修建桑耶寺时造普明大日如来像,利用四天王占卜,并造四天王像,以及在葬仪中利用恶趣清净曼荼罗等,说明吐蕃时期《恶趣经》在吐蕃腹心地带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