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诗派”抗战时期在桂林的诗歌创作

“七月诗派”作为一个在腥风血雨的严峻现实中崛起的高歌救亡的诗歌流派,这些诗人们在抗战炮声响起之后分别在根据地、敌后、国统区从事着民族的解放运动。由于当时桂林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使得一部分“七月派”诗人先后驻足于桂林。他们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及活动,极大地繁荣了抗战时期的桂林诗坛,声援了全国的抗战斗争。     

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派象征诗学中的意象阐释

中国三十年代现代诗派带有鲜明的象征美学特征,用象征美学追求主观世界的客观化和思想的知觉化,在实践品格中,从对诗歌意象的选择中去诠释象征性意蕴,在纷繁的意象的汲取中去建构中国化的象征诗学,呈现出独有的美学风范和审美思路。     

张籍与韩白的交游考论

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是中唐的两大对立诗派。两派的代表人物韩愈与白居易的交往活动，颇值得关注。张籍作为韩愈的学生，却致力于创作元白诗派所擅长的乐府诗，他与韩愈和白居易的交往都很密切，了解他们的交游情况，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韩白两大诗派以及韩白之间的创作和相互影响情况，对于我们确定张籍的诗派归属问题也会有所启发。 韩愈和白居易直接交往的诗作不多，但韩愈写给白居易的有两首：《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和《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写给韩愈的稍多些，但也只…     

千古名篇 盛唐气象——王维《使至塞上》新赏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诗歌诗派纷呈,各炫异彩,盛唐奠定的边塞诗派即其中之一。边塞诗派的掌门人和主将,当然应推高适、岑参、     

清溪中荡起的一泓涟漪——赵师秀《约客》赏析

在我国南宋中叶以后的诗坛上曾产生过一个所谓“四灵”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生活在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他们的字或号中均有一个“灵”字,因此得名。他们反对以黄庭坚等人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主张,而宗法晚唐诗人贾岛、姚合,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     

谢弘微:淡泊而不流俗

在东晋,倘若出身于谢家,那绝对称得上是三生有幸。作为与王家并称的名门望族,只要你沾了谢氏的边,不仅意味着衣食无忧,而且只要不是呆傻痴茶,有严重的智障残疾,官帽子不用跑也不用送,自然而然就会落到头上。谢弘微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不过他在历史     

论理学与南宋江西诗派的“活法”理论与实践

南宋江西诗派中人多为理学中人,或为理学家,或为尊崇理学的人,江西诗学与理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江西诗学的演变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但理学家的批评也使他们思考在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并自我修正。这主要体现在吕本中、曾几、“上饶二泉”、方回等对诗歌“活法”理论的提倡和诗歌创作中。     

湖畔诗人汪静之沉寂之原因探析——以作品《蕙的风》为视角

湖畔诗人汪静之自20世纪20年代初版了他轰动一时的代表作《蕙的风》之后,便沉寂于诗坛了,一生笔耕不辍的他为何不再引人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汪静之一生各时期的诗歌创作得出结论：诗人在不断创新的同时应把握好诗歌创作的规律,在试验自己诗歌创作观之外更要尊重诗本身的生命。     

朱次琦与近代岭南诗派——以汪辟疆所论为中心

朱次琦以诗经世之作呈现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然仅在内容上体现杜诗沉郁之境,并未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其景物诗与赠答诗则在形式上实现杜诗的顿挫之境,但在内容上则远离杜诗之沉郁。因此,将朱次琦纳入近代岭南诗派之列,体现了汪辟疆的独到识见。     

道咸“宋诗派”的解构性考察

道咸宋诗派成员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曾国藩、郑珍、莫友芝之间,诗歌唱和与人生交往大多并不密切,有的甚至并无交往,也很难认为他们有公认的盟派宗主、共同尊宋的理论主张和相似的创作风格,因此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条件并不充分。近代文学史和批评史对于宋诗派的认识和论述,大多受陈衍近代诗观的影响,随着材料的不断发现和深入阅读,研究者应该放下他者的遮蔽,直面诗的世界,不断去探寻和接近文学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