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写作时间考论

学界普遍认为《桃花源记（并诗）》作于晋宋之际,这种说法不无问题.这组作品虚拟了一个与国家政权相对立的方外世界,展现了以农耕为主业,间或有山泽林野之娱的乡居生活,并流露出断绝一切交游、仅与村民亲戚往来的态度,这都与渊明在隆安义熙年间对退隐生活的设想相合.而在晋宋之际,渊明的隐居生活早已发生改变,对农耕生活的美化想象已经削弱,与当地文士的交流也成为其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寻求知己乃至尚友古人的情绪十分强烈,这都与《桃花源记》的思想倾向不符.因此,《桃花源记》更有可能作于隆安至义熙初年之间.     

两晋、刘宋人物单复名命名根源于演变考证

笔者通过对《晋书》和《宋书》所录复名人物的详尽考察研究,认为晋宋之际是中国社会取名风气由单名向单、复名共同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丰富我国姓名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意义.     

晋宋山水诗兴起的成因探究

江南自然地理环境、山水审美意识的崛起、山水旅游的勃兴是晋宋山水诗兴起的主要原因。晋宋之际山水旅游审美特质表现为开拓性和探索性,并以此奠定了中国山水诗写实基础;山水旅游是生命情怀全身心地投入,于是诗人笔下的自然景物获得了灵卷飞动之性,兴会标举之妙,气韵生成,机趣盎然,标志着晋宋山水诗正式步入艺术殿堂,奠定了后代山水诗审美风格。     

晋宋“文义”与谢诗“玄学尾巴”成因

从曹魏后期到晋宋之际,玄学经历了三个形态的变化。一是曹魏后期的"政治的玄学",二是西晋前期的"哲学的玄学",三是晋宋之际的"艺术的玄学"。以正始为代表的曹魏后期文学创作"有玄无文",以太康为代表的西晋前期文学创作"有文无玄",以陶、谢为代表的晋宋之际文学创作"有文有玄"。谢灵运就生活在"艺术的玄学"的时代,他不仅重"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而且重"义",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其山水诗的"玄学尾巴"。     

民族认同视阈下的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以“明清易代史事”书写为中心

民国是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建构和传播民族认同观念的重要渠道。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主要从明朝的衰落、清朝的勃兴、清初内政、清初扩疆等方面阐释明清易代的史事,它具有构建民族认同的特定需求。除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外,这种特定需求还反映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论和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共生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并不相悖,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不成熟的反映。     

晋宋宗室官员考黜略论

晋宋宗室官员考课是在当时王朝常规考黜制度规范下进行,并不存在专为宗室官员制定的特殊规定.两晋宗室官员考黜周期大致为6年,刘宋宗室官员的考黜周期则大致是3年左右,相较而言,短于刘宋早期的任官周期而略接近于孝武帝以后的任职周期.西晋皇权强大,刘宋皇权复振,且都推行重用宗亲的政策,故而西晋和刘宋的宗室官员在考课方面虽然遵守常规进行优劣评定、赏能罚否,但事实上能得到额外优待,有罪黜免时往往法外施恩,甚至免官后的起复也较庶姓为易,因此仕宦较为顺利,容易升迁要职,但也不无宽纵之弊.东晋皇权衰弱,宗室政策与高级门阀利益相抵触而难以施行,宗室官员的考课黜陟反较庶姓官员更为严格,多有贬谪,仕宦因此比较艰难,担任清官要职的机率降低.     

明清易代背景下科举家族的兴衰走向——以即墨黄贞麟为例

明清时期,即墨的“周、黄、蓝、杨、郭”五大家族是著名的地方望族,家族子弟多以仕宦和文人闻名。其中,即墨黄氏的影响力和代表人物称得上五大家族之首。黄氏家族作为科举改变命运的典型案例,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实现了家族地位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在明清易代之际,“黄培诗案”的发生对黄氏家族产生一定影响,在黄贞麟的努力下,他与其子孙三辈创造了“一门四进士”的科举传奇,重振家族声望。     

明清易代后诗歌思想的继续发展

关于明清易代后诗歌思想的发展演变,本文认为,有一个由易代之际的"言志"诗风向顺治中叶兴起的"温柔敦厚"诗风的趋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出传统诗歌思想中的审美积淀实有其不容否定的合理意义,也体现出明人格调论在清初诗坛的继续延伸.     

简论道家玄学对晋宋山水诗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 艺术地再现大自然的美并表现出作者审美情趣的山水诗, 是在晋宋时代产生并奠定基础的。本文从传统文化的角度, 论述道家、玄学不但促进了晋宋山水诗的产生, 而且影响到它的艺术特色。